上问张端河北盐议，对曰：“亦恐未可为上言。”韩琦亦有文字，曰：“此事恐须少待，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上曰：“但理财节用，亦足以富，如此事不为可也。”曰：“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河北虽榷，似未有妨。”因言：“理财诚方今所先，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凡利者，阴也，阴当隐伏；义者，阳也，阳当宣着。此天地之道，阴阳之理也。若宣着为利之实，而礼义廉耻之俗坏，则天下不胜其弊，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王氏云：“陛下诚能慎察义理，而左右不循理之人，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诚宜示之以好恶。经或言知、仁、勇，或言仁、智、勇，未有先言勇者，独称汤曰‘天乃锡王勇知’者何也？《书》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艰难如此，若非勇知，何能自济？所以能自济，尤在于勇。陛下救今日之弊，诚患不可以不勇。今朝廷异议纷纷，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亦不必人人有意。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合为异论，则举朝为所惑。”
上因问：“‘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何谓也？”余曰：“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诚也。诚则于物无所蔽，于物无所蔽则明矣。能学先王之道，以解其心之蔽者，明也。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人之所以不明者，以其有利欲以昏之，如能不为利欲所昏，则未有不明也。明者，性之所有也。”
上患内藏、三司见钱少，余曰：“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乃更令送金银匹帛。外方既折纳到见钱，却须要金银匹帛，诸路不免科买；民被科买，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敛散轻重之权所致。”鲁公曰：“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则钱荒不便。”又曰：“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然人皆患钱少。”余曰：“假令钱少亦无可患，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可谓钱少。然其时更为乐岁，人无所苦。唯唐中世用两税法，令百姓以钱为税，然后人始苦钱少。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此乃上设法为患，非钱少为患也。今二税令人输粟帛，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何由能致人患？”旸叔曰：“于古输诚然，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若斗米五钱，则斗米可折得五钱，官中合用钱，何由办给？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余曰：“今官司用钱为多者，莫如粮草。若钱少而重，则粮草更不费钱。今近边百万贯，不能籴得百万石米。若斗米五钱，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至于其它用见钱，亦岂能多于粮草？就令用见钱处多，若钱重自可。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此乃人主轻重之权，何至更以钱少为患？”
呈朱越乞小郡，上问朱越，佥取实对，又问越何处人，因甚人说他。余曰：“朱越是江宁人，臣久居江宁，与之相识。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建州地远事繁，无职田，无锡赐，无酬奖。朱越素廉洁有行，居官无败事。又是大卿，比巩申、王秉彝辈只有过之，即无不及。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上曰：“闻亦廉介，可惜年老。”佥言其不老，上曰：“若在京，好一见之。”余曰：“虽在京，陛下亦何须见？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何足挂圣念？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陛下乃当审察。若臣诞谩不足信任，便改命忠信之人，付之政事。以天下之大，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上曰：“非为如此，只是人言欲考实。”余曰：“陛下每事欲考实，甚善，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又曰：“人主防人臣为奸，当博见人，穷理道，考事实。穷理道，考事实，则虽见奸人，无害。博见人，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人臣为奸，尤恶人主博见人。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以为人主即位，当深防次对官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