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二日］三司节略却吕嘉问起请仪鸾司供内中彩帛文字，却奏请为拟吕嘉问起请乞指挥。其意欲以内东门要彩供上元禁中用，而嘉问起请致妨阙，中伤嘉问，又归咎于中书立法云云。余曰：“如此等事非陛下躬俭，即人臣岂敢如此立法？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毡尚御批减省，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糜费于结络。”上曰：“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不忍横费。如此糜费，图作甚？汉文帝曰：‘朕为天下守财耳。’”余曰：“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不为过当，守财之言，非天下之正理。”
［十二月二十五日］知太原府刘庠言夏国与董毡结亲。上曰：“夷狄合从亦可虑。”王安石曰：“但当修政刑，令中国安强，夷狄合从非所忧。”上曰：“孟子言‘小固不可以敌大’，合从则大，大则难制。”安石曰：“孟子所谓‘小固不可以敌大’者，谓地丑德齐者言之，故齐以一服八则不能。若克修其政刑，则王不待大，故曰‘以齐王，犹反手也’。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岂复计小大？”又为上言：“唐回纥合从犯中国，郭子仪以一言伐其交。陛下能用郭子仪之徒为将帅，则夷狄之交固可伐而离之也。”上曰：“郭子仪岂易得？”安石曰：“有天下之大，所患者非子仪之徒难得也，要分别君子、小人而已。”又为上言：“曹操与袁绍相抗，绍地大兵众，操寡弱，自不敢保胜绍。然荀彧逆知操必胜绍者，以操明胜绍、机胜绍、决胜绍故也。”既而安石又白上：“王中正言：“郢城嘉卜力足敌董毡，董毡与夏人结婚，欲以兵援送，借道于嘉卜界内。嘉卜以为夏、董交婚，即我孤立于两间，素与董毡为雠，必被攻袭，明告夏人：‘如此我必归汉。’亦遣人至王韶处，王韶未敢许纳。臣以为宜令韶相度事机，以利害谕董毡令绝婚，宜听，因可以施德于嘉卜，收异时之用。”上以为然。文彦博请召王中正问状乃行下，许之。
［是月］董毡用旧事贻公弼以书，且称敕，公弼却之曰：“若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自是不敢复称。
［正月五日］王安石请增三司吏禄，上批：“增禄费多，所减吏又未可遽减。”令安石再相度。安石言禄不可不增，又言不患乏钱之理。安石以为：“初，市易行仓法，用万八千缗，以故收市例钱九万缗，方以次修法，市例所收未有纪极，而团并纲运、减省上供所省牙前酬奖，止京东及成都两路岁收已一百万缗，即吏禄不患少可知。”上从其请。安石又言，天下吏人当尽为之赋禄，上以为然，曰：“但患役法未就，未有钱应副耳。”
［正月十一日］先是，复圭酬獎将官李克忠金汤战功，枢密院言：“金汤之役，复圭尽取赵余庆所得首级系之克忠，其自洛河川归庆州，克忠兵又中道为敌冲断，有当时转运使孙坦体量状及知延州郭逵奏具在。”上怒复圭诈妄，王安石独明其不然，曰：“复圭虽得罪，克忠等功自当赏。”上曰：“余人已赏之矣，克忠乃别坐罪。”安石曰：“案复圭札子论一行将官等，不为克忠一人，就令克忠一人有罪，罪自论罪，功自论功。陛下断克忠罪太重。克忠不合取番部甲，原情固与取玉帛子女入己不同。克忠所以获罪太重者，正坐平时人浸润复圭，以为阿党克忠，克忠无能，又作过坏边事，故常含怒以待之。适会事发，故特被重断。且陛下为人浸润游说所误，非但此一事。如王广渊庆州兵变，广渊抚定有功，乃降两官。如种诊得朝旨令通消息与西人议和，惟不合擅牒韦州，原情有何深罪，乃追一官，又追夺候二年与合门副使指挥。始时众议纷然，深咎种诊，以为当令分析者，疑此事出于广渊故也。及分析到，略不干广渊事。陛下以人言众，遂行遣种诊如此。论者谓种诊缘贪功故累国体，臣愚以为妨功慢命，即不可容，若趣赴政令，务成事功，纵有过失，岂可深罪？”上曰：“当时方欲与西人议和，种诊遽牒去，恐西人因此更旅拒。”安石曰：“臣愚以为若中国自修政事，西人和与不和非所议，纵度时宜欲与之和，何患西人旅拒？陛下断王广渊、种诊罪如此，杜纯亲被旨勘王韶事，陛下无故与转一官，固已非理，及其奏报欺谩，皆杜纯奏状内自见，非因人媒孽纠摘，然陛下迟疑，令候服阕日行遣，臣力辨论，然止于冲替而已。不知陛下谓种诊之罪与杜纯孰重，原两人之情，孰为欲沮坏政事？”上曰：“种诊但欲了事耳，有何罪？”安石曰：“如郭逵之罪固不可与王广渊同日而论，王广渊降两官，郭逵乃止降一官。”上曰：“为宣徽使重故也。”安石曰：“宣徽使非郭逵所有，乃陛下所与。兹为天官，天官重则报礼亦宜重。今逵乃敢如此，而陛下谴之止于如此，何足以驭群臣？人固有耻其君不如尧、舜若挞于市者，如此等人岂有肯为不义，烦陛下威怒？如逵者，乃曾盗官肉决杖，岂可以待有道君子之道待之？惟知畏惧，乃可驱使。陛下以为逵材亦可用，故爱惜之，不欲深责，臣恐但长逵骄陵，不复为用。”安石言此，大抵专为复圭地道也。既而复圭乞降御史所言分析，上曰：“已委官体量，虚实当自见。”安石曰：“但札与令分析，若有理，固陛下所欲闻；若无理，即复圭更有上书不实之罪。”上乃许之。其后安石又请以复圭所分析事状送建中等，上亦许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