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秋风呼呼地刮着，脑袋里撕裂的疼痛越来越剧烈，我无力去翻柜子里过冬的被子。
我爸说，要我做个正直的人；我妈说，要我做个善良的人。没了，就这么两点。多没意思！是的，我六岁时也是这么想的。这多半源自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高考失利去了所野鸡师范的时候；再或者是考研失败，看着别人成家立业，父亲呆呆地在阳台抽了一夜的烟的时候……总之，这些话反复地从脑海里蹦出来，可能就是疼痛的原因。
我住的小屋子也很久没打开过门，高烧，连夜的高烧，昨天有学生来敲我的木门——他们大抵从校长那听到我住在这。“李老师，你是不是病了？”稚嫩的声音从门外透过来，屋里积淀的灰尘似乎都被唤醒。“没，没有。”刚说完这句我的头又开始疼痛，不得不顿了一下，“老师累了，想休息一天。”门外的声音也顿了一下，“老师，这是校长送来的鸡蛋，我放地上了，您记得拿。”这才发觉这两天根本没吃过任何东西——也许是一天，或许是三天，腹部疼得厉害，我强忍着爬起床，打开门。外面的阳光特别刺眼，，太阳马上落下了，下午的天空被金光映着，云彩一大块，不修边幅，随便一片就能笼盖太阳。我住的山坡是金花山的山脚，一到秋天这就开满白色的野花，被夕阳染得发亮，山间的野风一吹，就像金色的海洋在波动。对面的山腰就是学校了，听村里的人讲，这本也是金花山，十多年前，大山里开进了轰鸣的机器，大山被拦腰切出一块，施工的时候总有石头滑坡，晚上听起来就像大山在哭泣，不过水泥浇筑了伤口，五里外的镇上来了建筑工，一年不到，山腰上多了一栋矮楼，半块空地，一排平房。再后来修了围栏，嵌上一道大铁门，收村里的孩子上学。
学校就在对坡，一开门就是。这间小屋是给来这支教的老师修的，走山路到村里得两小时，周围都是野林子，校长斥资在学校对面的金花坡造了石阶，一直通到山脚，通常山里没石阶，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可校长执意要修，白色的石阶和泥泞的山路无形地结合了，这曾住过一个同我一样的年轻人，我是第二个。我没见过她，从校长口中听说，来了三个月不到就待不住了，但由于学校的规定，还是老老实实待满了一年，像是犯人被释放一样，走的时候没带走什么，小屋的锅碗筷都凑合能用。学校里供早、午饭，省去了一大块时间，我蒸一锅饭能够吃一个礼拜，夏天可能短点，有时候几个馒头也能过活。从太阳下山后的时光都归我所有，躺在床上看书，大抵都是这样过的。起初还有台电脑，我总跟它形影不离。去年春天坐校长的小轿车下山搬教材，放在了车上，不一会儿就被拿走了。为此事苦闷了好久，从上山以来的文稿都存在里面，说不见就不见了。如今写作只能手稿，还有台智能机，不过没信号，几乎没用。刚来的时候总想家，第一年校长开那辆小轿车带我下山，我一路上都疯狂地在尝试打电话，校长说到镇上才有信号，山路开到一半电话通了，那头传过来我爸的声音，我快忘却了这个声音，甚至想要录下来，我机动地开着外放，“通了！通了！”……那台智能机被尘封在我的抽屉里，去年秋天，本该是我在大山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季节。有天早晨山上突然一下来了好多车，有省里的领导，还有长枪短炮的记者。我把收拾好的行李又摆了回去，我知道这间小屋待会要挤满了人。领导看看山不错，云不错，山那头的村也不错，学校的孩子也不错，校长也不错……和校长合完影后，我听见门外的石阶上有清脆的脚步声，领导坐在我床上，看看住的不错，吃的不错，教的不错，写的东西也不错……半天不到，领导还没等中饭烧好，带着人马匆匆下了山。没过两天，学校的通知来了，意思是让我在山里再待一年。
我又想起了三年前的同学聚会，大概是我最近一次接触人间的烟火气把。有个好友问我，为什么会去支教？我答不出什么波澜壮阔之词，去山里能给我的履历填上管用的几个字，让我拿到份管用的工作。我望了望四周，发现这个问题是在讥笑我：有的考研考上了，有的已经在城里好的学校入职了，还有的也实习几个月了。班里就我一个，在老师的建议下，去了遥远的大山，度过我未来人生的两年——现在已是三年。校方跟我说，回来后就有了资历，有资历再去面试就不会被拒了；我爸说山里空气好，对我的肺病有益处……总之，在众说纷坛中，一个浑浑噩噩的少年走进了地图的不知名处，走进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的肚子愈发饿了，马上天黑，拖着疲惫的肢干煮了个蛋，锅里还有不知几天前的冷饭，冷热混着咽下了，躺在床上想睡着。还有七天，三年的期限就要到了。这次没有什么领导，也没校长的阻拦，我要真正意义上地离开大山，回到我生活的地方，得到一份好工作，那才是我的人生……西边山谷里传来野兽的嚎声，我很少听到过，最近几乎夜夜……不，是时时刻刻都能听见，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年大兴土木建学校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声音。只是今天听见没想到那么骇人，那么尖锐——夜里静的，偶尔有风拂过金花山。树叶连带地作响，从远到近，再渐渐远了。又好像下了暴雨，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头是越来越痛，大概到午夜，疼得昏厥过去，也可能是累的睡着了。
再次醒来睁眼就看见校长古板的脸，周围的孩子围了一圈。我以为我死了，直至发现他们也在注视着我的眼睛时，我才感觉疼痛又涌上前额。校长没找村里的郎中，也没下山找西医，他说晓得我病非此因，请了村里人最敬仰的巫婆，我此前从来没见过她，只是觉得十分同情，如同学校的对面是我的小屋一样，村庄的边缘，最靠近树林的一间屋子，是巫婆的住处。我想她同我一样孤独，踩着白色的石阶路过那些金花儿时，也会同我一样愉悦。她从门口走进来，与我想象中的模样无异：佝着背，银白夹杂着黑色的头发，服帖地梳在脑后，一根走路就会发出“咚咚”声响的木仗，只是没着怪异的服装，甚至打扮得比村里的人还要整洁、干练。她布满皱纹的脸突然望向我的床头，我猜测她想要从一摞摞书中找到些许国学，可它堆满了博尔赫斯的小说，以及几本小学教材。她问我些平常医生会问的问题，我像回答平常医生那样直说，可每说道：“没有，没有”和“轻微有点”时，疼痛就来得更加剧烈。到这时，她没有再问下去了。她坐在我的床边，双手支着木仗一言不发。孩子们都回去上课了，校长似乎信不过巫婆，也走到门外去等。她坐了很久，我感觉身体好些，想爬起床时，她开口了。“你要离开这，对吧？”
刚走出门，看见校长在石阶上蹲着抽烟，见我出来了，把烟头丢在山坡上，也不知道哪朵金花遭了殃。“好些了吗？”我犹豫了半秒，“嗯……好是好了点，头还是疼得厉害。”校长的目光和我一样望到对面的学校，像老领导看着项目的成果，拍了拍一旁的年轻人说：这些年，不容易啊。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愿不愿意留下来呢？我沉浸在想象中，不觉间校长已走下石阶，远远地望着他的背影，恍惚间肩膀像真的被他拍过一样，上面有些许的烟味。
还有六天。我想今天是得去学校了，虽说昨夜依旧没睡好，但不是因为头疼，而是在思考老巫婆与我说的事。我不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也并非宗教徒，不信耶稣不信佛，信得科学。不过她说的也有道理，按照她的做，的确头痛缓解很多。
我听到校门口的打铃声，这声不是摇给上课的，而是意味学校一天的时间开始了，山里路陡，孩子们起得早怕赶晚，早了也进不得校，六点半，打铃人摇铃，则代表能进门了，校长、老师，也都该准备教学了。校长此时已在教室静候，我一般刚洗漱完，一路小跑到班里；有的孩子坐定了看书，更多的发呆不知道干什么，拿支铅笔用尾头在桌上划字儿，毕竟还是小学，没啥功课也不用跑操，我通常坐讲台边，写点东西，看金花坡被朝阳赋予希冀，有的孩子凑到我旁边看我写字，我平常是讨厌写作时旁边有人看的，可他们年级稍小的，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也看不出什么。就像艺术家在画乞力马扎罗山，当地的居民不懂就在眼前的东西有何可画。艺术家带着他的雪山走了，我想我也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