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台先生对开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还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台早就考虑过此事，亦道：“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埠还是好的。”
“凡治国之道，务要使米贵而物贱。米贵，则士、农方有余钱，购买货物；物贱，士、农购买的货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够促进工商的发展。”
“大国货物，想来价不高。若大国产、日本也产，必要价低方可能入港售卖。如今，日本的物价也会降低。”
“而稻米，大国米价贵约一倍，正可带动日本米价上涨。米价上涨，则士、农余钱便多。这是好事。”
“米贵物贱，方为日本之未来。”
这话如果放在后世，肯定会被人骂一通，觉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粮食价格暴涨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会出现粮价高、而其余物价低的情况？
但这个时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国围绕《谷物法》的大辩论，这种想法依旧是主流想法。
可以说是脑子问题。
也可以说是屁股问题。
虽然形式上和几十年后英国《谷物法》不同，但本质上区别不大。
形式上，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粮价飞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贵族们，施压要求不能进口，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日本此时，工业革命的影儿还看不到的，也正因为工业革命没影，所以粮价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贵族们，认为出口粮食是好事，以保证粮价，从而保证他们的利益。
刘钰可以理解他们的屁股，却对那句“米贵物贱”有些不解，便追问了一下。
太宰春台也是有心解释清楚，遂道：“米贵之好处，惠及士农工商，非只于士、农。”
“若米贵，不知士农余利颇多，商人的雇工，为了保证他们可以买得起米生活，以金银论，是不是给他们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开埠之后，货物涌入，大国货物便宜。伴随米价上涨，士农自不必提，而为商人劳作者，因为金银薪水提升了，刨除掉买米的钱，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钱一样。但因为大国货物涌入，米粮之外的物价降低，同样的钱，他们不也一样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吗？”
“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刘钰费劲吧啦地理解了一阵，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是这么个逻辑？怪不得自己一直不能理解东边也喊“米贵物贱有利百姓”、西边也论“米贵物贱有利贫民”，原来在这呢……
若完全不考虑工业的发展，完全不考虑同行业邻国进出口的激烈竞争，这似乎……确实有些道理。
大致的逻辑，是说以金银作为世界货币，粮价越高，意味着雇佣的人就必须开更多的工资，以折合和之前相同的粮食。如此，邻国因为粮价低，所以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也低，金银也就能买更多的邻国低价商品，有助于改善底层的生活？
理顺了这里面的逻辑，刘钰开心极了，连连点头，心道妥了，我写封推荐信，保准你和阿部正福相见恨晚。
…………
PS：PS：关于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太宰春台的思想，而是太宰春台其师侄的想法。便于时代，移花接木，可以理解为长崎贸易在刘钰“信牌数量不变船变大”政策、以及大顺废弃朱子学、还未完全立起来的功利学东渡影响下的蝴蝶效应反馈。还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前几章算物价米价的时候，小数点算错了一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