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边的货币单位不同，太宰春台对此有所了解，内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银的关西还是用金的关东，除了享保饥荒之前的通货紧缩期，这米价还是比大顺那边要低。
开战之前，下关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价格约为50戋。
因为之前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的铸币改革，含银量从正德钱的含银量80%降到了45%左右。
这算下来，1戋是3.75克，50戋再折算一下新钱的含银量，按照大顺的石米重量和库平银来算，大约是折算9钱库平银一天朝石米。
这肯定是比大顺这边的米价便宜的，固然要考虑松江等地物价较高的缘故，但太宰春台估摸着应该也不会浮动太大，只要不是灾年，当在1.5两到2两之间浮动。
算清楚了这个账目，太宰春台给刘钰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刘君实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虽是将军推广，但若无刘君送来数船甘薯为种、又有《甘薯救荒书》为术，则饥荒要恐波及百万人。”
“我曾想过中华常平仓、平粜法，以此稳定日本之米价。谷贱伤农，伤士，士、农，日本之本也，不可伤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荆公有常平、平粜、市易、青苗诸法，奈何人微言轻，又有狷狂之名，无人肯用。”
“如今开埠，两国之间互通有无。这常平仓建不起来，两国倒是可以互为常平仓，均衡米价，不使士、农因米贱而伤。”
太宰春台也是满腔愤懑，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日本连个常平仓和平粜法都没有，米价涨的时候吓人、落的时候惊人。
奔走数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常平仓”、“平粜法”、“市易法”、“青苗法”之类的唠叨，都觉得听起来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内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关、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卖掉以补贴财政的，这事儿得幕府出面。
否则的话，本藩建了常平仓，又挡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场，根本没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是朱子学，幕府将军倒是听说过太宰春台的名头，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这个非朱子学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粜之类的办法没得用，太宰春台在询问了大顺的物价之后，就认为开关开埠是一件好事了。
虽然他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但仍旧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旧认可武士和农民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对经商买卖，但认为农业仍旧为万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为压舱石，至少可以逐渐拉平到和大顺近似的米价。从9钱库平银涨到一两四五，武士和农民的生活都会大为改善。
刘钰之前看过他之前写的书，觉得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时能有经济的眼光亦算是难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学界而言，当初和他争论、互喷过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们还没成长起来，如今在日本这边嘴炮最能打的就是这位了。
基本上就这个时代而言，在经济学的见解上，此人亦算是当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经济理论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补补的那群人强。
如果这个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刘钰压榨日本的预期，看不出其中的大问题，那么基本上也就稳了。
有心看看他对开埠之后经济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两国互为常平仓之说，正是天朝日后宗藩体系的仁政之举。”
“米贱伤农，此事不可不察。米过贵，也更伤百姓。需得让米价达成一个均衡的值，那才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