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自耕农和大顺的自耕农、日本的自耕农，此时并不是一个概念。就像是俄国的革命之后，划定成分的时候，贫农的概念是“只”拥有折合市亩46亩的土地；而法国的自耕农此时确确实实可以做到“节日里家家锅里一只鸡”，所以法国人懒得移民海外，不会像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活不下去往海外跑。
法国也是嫡长子继承制，法革之后，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要破除旧思想、旧风俗、旧制度、旧习惯，故而实行均分继承法。
这个大顺的百姓自然熟悉，父亲没了，儿子分家，可没说有大儿子把地全拿走的情况，最多也就是占着祖屋就是了。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辈一辈分地。
法国的百姓过惯了自耕农的美好日子，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均分继承把土地分成小块，以至后代越来越穷，于是自发选择了少生娃。
日本则是……就算长子继承法，继承的土地，都未必赶得上法国均分继承法各个儿子分到的土地。
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风气几乎是自发地朝着少生的方向转变，溺婴、扔进寺庙、堕胎等等，一般也就生两个就拉倒了。
大顺这边是“赶苗拓业”、“垦蒙垦辽”、“走西口”、“跑鲸海”、“奔西域”、“下南洋”、“闯台湾”，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这时候说“四凶”之论，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
再说，都是娘肚子里的肉，爹生妈养的，大儿子继承家业、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
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既以土地课税，检地之后石高确定，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
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是人均三十亩，，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
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既如此，在阿部正福看来，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
人多了，吃的就多，贡赋不变，就得一揆。
地拆零碎了，稍微有点灾荒，农民就扛不住，直接破产，只好问商人借贷，抵押土地，一无所有。
武家制度下，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豪农的手，过一层油。
这是“国本”，不可不察。
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
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刘钰之言不可不信，亦不可不疑”这句话的前半句，那自然也就只剩下“不可不信”了。
“中华不愧大国也。刘君之言，亦使我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这四凶之论，却还是第一次听说。”
刘钰笑道：“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有感而谈。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
“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财富皆取余土地。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五斗归公、五斗归民。”
“假使一个人种，这五斗米够吃了；两个人种，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甘薯；三个人种，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
“可藩主、幕府征收的赋税，是按照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三个人，有什么区别吗？”
“再者，若幕府、各藩救济，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活下来生了娃，更多、更穷、更苦、人均土地更少。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