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韩求仁书
比承手笔，问以所疑。哀荒久不为报，勤勤之意，不可以虚辱，故略以所闻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择尔。
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诗，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诗，其志美，其道盛，微至于赳赳武夫、兔罝之人，远至于江汉、汝坟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则不能与于此，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而系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盖所入有浅深，而所施有久近故尔。
所谓《小雅》《大雅》者，《诗》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谓《大雅》者，积众小而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诗》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马迁以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恶疑于大。盖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恶大矣，其小者犹如此也。
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时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实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乱，为乱者作也；闵乱，为遭乱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扬之水》，先束薪而后束楚；忽之《扬之水》，先束楚而后束薪。周之乱在上，而郑之乱在下故也。乱在上则刺其上，乱在下则闵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为乱，成王幼冲，周公作《鸱鸮》以遗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乱而已，故不言刺乱也。言刺乱、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时者，明非一人之事尔，非谓其不乱也。
《关雎》之诗所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者，孔子所谓“哀而不伤”者也。《何彼襛矣》之诗所谓“平王”者，犹格王、宁王而已，非东周之平王也；所谓“齐侯”者，犹康侯、宁侯而已，非营丘之齐侯也。郑《缁衣》之诗宜也、好也、席也，此其先后之序也。此诗言武公父子善善之无已，故序曰：“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当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众也。缁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适子之馆”者，就之也；为之改作缁衣而授之以粲者，举而养之也。能就之，又能举而养之，此所以为有国者之善善，而异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国善善如此，则优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职，而国人美之，不亦宜乎！
《生民》之诗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者，言后稷既开国，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所谓“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为天子得祀郊，则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尔，非以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时乎？乃以后稷肇祀，则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时尔。盖所谓“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卫有《邶》《墉》之诗，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墉》而取之，理或然也。既无所受之，则疑而阙之可也。
意诚而心正，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诗之言，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吾之所受者为此，则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谓“彼哉彼哉”者，盖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扬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则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
忠足以尽己，恕足以尽物，虽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神明不测，非忠恕之所能尽。虽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过我”也者，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无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