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韩求仁书
比承手笔,问以所疑。哀荒久不为报,勤勤之意,不可以虚辱,故略以所闻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择尔。
盖序《诗》者不知何人,然非达先王之法言者,不能为也。故其言约而明,肆而深,要当精思而熟讲之尔,不当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诗,而其所系不同者,《周南》之诗,其志美,其道盛,微至于赳赳武夫、兔罝之人,远至于江汉、汝坟之域,久至于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则不能与于此,此其所以为诸侯之风,而系之召公者也。夫事出于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盖所入有浅深,而所施有久近故尔。
所谓《小雅》《大雅》者,《诗》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谓《大雅》者,积众小而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于《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诗》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于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于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马迁以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恶疑于大。盖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恶大矣,其小者犹如此也。
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时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实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乱,为乱者作也;闵乱,为遭乱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扬之水》,先束薪而后束楚;忽之《扬之水》,先束楚而后束薪。周之乱在上,而郑之乱在下故也。乱在上则刺其上,乱在下则闵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为乱,成王幼冲,周公作《鸱鸮》以遗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乱而已,故不言刺乱也。言刺乱、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时者,明非一人之事尔,非谓其不乱也。
《关雎》之诗所谓“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者,孔子所谓“哀而不伤”者也。《何彼襛矣》之诗所谓“平王”者,犹格王、宁王而已,非东周之平王也;所谓“齐侯”者,犹康侯、宁侯而已,非营丘之齐侯也。郑《缁衣》之诗宜也、好也、席也,此其先后之序也。此诗言武公父子善善之无已,故序曰:“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当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众也。缁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适子之馆”者,就之也;为之改作缁衣而授之以粲者,举而养之也。能就之,又能举而养之,此所以为有国者之善善,而异于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国善善如此,则优于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职,而国人美之,不亦宜乎!
《生民》之诗所谓“是任是负,以归肇祀”者,言后稷既开国,任负所种之谷以归而肇祀尔,非以谓兆帝祀于郊也。所谓“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为天子得祀郊,则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尔,非以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时,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时乎?乃以后稷肇祀,则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时尔。盖所谓“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卫有《邶》《墉》之诗,而说者以谓卫后世并《邶》《墉》而取之,理或然也。既无所受之,则疑而阙之可也。
意诚而心正,心正则无所为而不正。故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诗之言,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经为有异乎此也。吾之所受者为此,则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谓“彼哉彼哉”者,盖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扬子谓“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犹之《诗》以不明为明,又以不明为昏。考其辞之终始,则其文虽同,不害其意异也。
忠足以尽己,恕足以尽物,虽孔子之道,又何以加于此?而论者或以谓孔子之道,神明不测,非忠恕之所能尽。虽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过我”也者,所谓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无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