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圣人
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之为名,道之极、德之至也。“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此大贤者之事也。贤者之事如此,则可谓备矣,而犹未足以钻圣人之坚,仰圣人之高。以圣人观之,犹太山之于冈陵,河海之于陂泽。然则圣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此盖圣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于天地,明苟不足以合于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于鬼神,则非所谓圣人矣。
孟子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圣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动、言、视、听,苟有不合于礼者,则不足以为大贤人,而圣人之名非大贤人之所得拟也,岂隘与不恭者所得僭哉?
盖闻圣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于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进而寡退,苟得而害义,此其流风末俗之弊也。圣人患其弊,于是伯夷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治则进,乱则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进,过廉而复刻,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圣人又患其弊,于是柳下惠出而矫之,制其行于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辞小官,遗逸而不怨,阨穷而不悯。”而后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洁,恶异而尚同,此其流风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时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时,三圣人之弊,各极于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于天下曰:“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仕则仕,可以处则处。”然后圣人之道大具,而无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无弊者,岂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为终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圣人之所以能大过人者,盖能以身救弊于天下耳。如皆欲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则恶在其为圣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当孔子之时,则皆足以为孔子也,然其所以为之清、为之任、为之和者,时耳,岂滞于此一端而已乎?苟在于一端而已,则不足以为贤人也,岂孟子所谓圣人哉?孟子之所谓“隘与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时尔。且夏之道岂不美哉?而殷人以为野;殷之道岂不美哉?而周人以为鬼。所谓隘与不恭者,何以异于是乎?
当孟子之时,有教孟子枉尺直寻者,有教孟子权以援天下者,盖其俗有似于伊尹之弊时也。是以孟子论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矫天下之弊耳。故曰圣人之言行,岂苟而已,将以为天下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