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八月十四日］初，上言：“三司副使不才，如何更择人？”王安石以为才难须务考绩，上曰：“刘晏在江、淮，所任多年少俊鋭之人，今如荣諲辈颓堕不晓事，何所用之？”曾公亮曰：“令吴充奏更用人可也。”已而遂罢荣諲、张刍等，皆令补外。上又论判官多不才者，兼三司多侵夺有司职事，事非其事。安石曰：“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赂养吏人，不然则三司何至事多如此？止如纲运抵京，必令申三司，然后库务敢纳，此不过吏乞千数百钱，然因此留滞纲运，而送纲者所费不但千数百钱而已。又三司所治事，近则太详，远则太略，所以详近者，凡以为吏人便于取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则当先措置吏人，使廪赐厚而员不冗，然后可为也。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九月］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闰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献有言义勇上番文字，必是见制置司商量来。”余曰：“此事似可为，恐须待年岁间议之。”旸叔曰：“今募兵未消，又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余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上良以为然。
［是年］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为人果然，所言但为身计而已，以为人多排蔽臣者。”余曰：“此人本亦无文学，不知何以能上书合圣旨，疑有所假手。”上曰：“所上书文辞亦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