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1636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皇太极密议军国要事。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范文程。后来任固山额真，而皇太极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天聪九年1635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
缓和局面
崇德六年1641年皇太极因为多尔衮兄弟的错误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笼络民心
清军攻占北京之后，多尔衮面临一个异常复杂的面。明朝的京师，在短短的43天里，先后被李自成和清军夺取。历史发展之迅速使世人瞠目。明朝的忠臣遗老、投降李自成的官吏、未来得及撤走的起义军、饱受战祸的黎民百姓，几百万人混杂在北京。怎样收拾这个残局首先，多尔衮听从了范文程的建议，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命令。一时间初步稳定了民心，使众人无不悦服。同时郑重宣布“本朝定鼎燕京，天下罹难军民，皆吾赤子”，以安定民心。
多尔衮忙于军务，范文程被推到了前台。他以政治家的胸怀，抱着治世的夙愿，化敌为友，争取大批汉族官吏和民众的信任，宣传施以“仁政”，并且“颇爱百姓”，自己现身说法“我大明骨，大清肉耳。”范文程当时“每日坐午门右决事”，他是清政府的实际组织者，他不得不“昼夜在阙下，事无巨细应机立办”。
开科纳才
饱受战争创伤的年代，百废待兴，这时候需要大批的人才来建国兴国。范文程向皇太极建议，通过办学校和进行考试选拔人才。而其实在文馆的时候范文程就招收辽东当地的青年做学生，每年举行考试，分为三等。到了天聪三年1629年在范文程的建议下，后金就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满、蒙、汉族知识分子积极参加了考试。到了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就真的搞起了科举，仿效明法，“中试为举人”。这样就为日后的发展，准备了人才。这次考试大约有数百人参加，录取了228人。到了崇德六年1641年六月时，范文程又建议，在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知识分子中，考取秀才和举人。皇太极批准这个建议，并且提出了“从公考校”的要求。一个月后，录取了满族举人二人、蒙古族举人一名、汉族举人四名，其余分为一、二、三等不同。在短短的几年间选拔、考取了数量可观的人才，特别是青年。这些知识分子，忠于清朝，成为许多大衙门的骨干力量，也是清统一全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