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多商人的原因跟山西差不多，地狭人稠。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徽商中多巨富，更多的却是那些自幼担起重担、行走四方的普通小商贩。
徽州人挑着担子，翻越崇山峻岭，经六七十里徽杭古道走到杭州，再沿运河、长江闯天下。
他们一共闯出了四大门派，分别经营木材、茶叶、食盐、当铺等生意。
徽州山多树林子多，他们先卖自己家木材，生意做大后又将四川、贵州、江西、湖南的木材走长江运到江南发卖，又把福建的木材走海路运到苏浙皖卖，做中间商赚差价。
茶叶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茶号就是茶叶加工厂；茶行是批发商，茶庄是零售商；茶栈算金融机构，主要给大商号发放贷款、介绍生意，收取手续费赚钱。
徽商把茶叶整个产业链上下游都吃完了。万历十五年时就能年售350万公斤茶叶。将来到清代时达到鼎峰，乾隆年光在北京就有上千家茶庄，从大城到小镇，徽商几乎垄断了茶叶生意，卖松萝、六方、毛峰、烘青、炒青、花茶各色茶叶。
着名的祁门红茶暂时没有，看短毛大统领啥时候有空发明吧。
位于黄山旁边的宏村，就是茶商们修起来的村庄。村里首富那套房花了60万两白银，不过那哥们是盐商。说明搞食盐才是最霸气的产业。
盐可以说是古代利润最高的行业之一。盐商这个行当，是晋商发家的第一桶金。
明朝有九边，山西人靠边吃边，专给边军调物资拿盐引作为回报。因为占地利优势，徽商一开始时竞争不过晋商。
弘治年间，盐法改革，允许8个总商买走所有盐引，再转卖给其他二批商。徽商当时有两大优势，一是在朝里做官的多，有靠山；二是两淮盐场离的近，于是徽商开始在盐业一行反超晋商。
当时两淮盐场一年出140万引的盐，差不多价值1200万两白银。利润丰厚。
徽商们把握住盐这一经济命脉，趁着明中后期工商业发展的东风，又进军棉布、典当、粮食、茶叶、文房四宝等生意，逐步做大做强。
徽商可以说是成于盐也败于盐。他们太有钱了，没办法低调，“乐捐”之类的敲竹杠就难免了。
跟盐业相关的各地官员也要时常孝敬，官衙里买根牙签都要找盐商报销，买个擦屁股纸也要报一千两银子。短短的百十来年，盐商们共“乐捐”3000多万两银子。乾隆下江南的开销大部分是盐商所出；嘉靖年间白莲教起义两淮盐商被捐输了七百万两。
道光盐法改革，徽州盐商的垄断经营权被取消，原来官商一体的包销制被打破。再也不能从盐业中获取暴利。
态平天国时期又是最后一个暴击，徽商亏损了三千多万两白银。曾剃头的军纪就不用说了，“皖南及江宁各省，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就连本地的祁门红茶，也因为干不过搅屎棍在阿三那边搞的红茶，也完了。徽商可以说是一次性衰落下来的，此后再没恢复元气。
相对来说，晋商还挺能扛，一直活到最后才被时代的浪潮掀翻。
再回过头继续说当铺，这买卖能挣钱，徽商做的也大，触角遍及全国。
“今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在江南，常州府“质库拥资孳息，大半徽商”；又浙江平湖县，“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
在北京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典铺数十处。”；徽州典商汪彦，资本数十万，“大小伙计都有百十余人”；汪保通，治典于上海，当铺规模极大，设分当，“里中富人无出其右者”；湖广“汪朝奉开当于襄阳”；汪可钦“伯兄以高资行质于粤；许某治典江浙各地，资本数年百万，“质物之肆四十余所”，管事及克厮役不下2000人；又有“吴老典”治典扬州，“家有十典，江北之富未出有其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