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昆仑继续在东门岗亭里值班，而切糕帮的三轮车则远远退避到了广场的另一头，去讹从长途汽车站出来的旅客了，买买提们属于楞的，能克制横的，但是遇到不要命的照样得怂，这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
而车站派出所采取了民不举官不究的态度，装作这件事没发生，内部人却知道，刘昆仑上面有人，是刑警支队长詹树森的弟弟，这靠山大的简直吓死个人，全体混火车站一带的流氓地痞都想来巴结他，但刘昆仑对这个谣言矢口否认，他说自己根本不认识詹树森，也没有干公安的亲戚。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刘昆仑对单位的基本情况也摸清了，金桥大市场内部主要是两伙人在博弈，首先是邓总为首的原先物资局三产公司的一帮人，这些人是大市场最早的创建者和经营者，属于元老，和元老派分庭抗礼的是以王书记为首的机关派，这些人都是原物资局的干部，物资局撤销编制后，大批人分流到企业，又没有一技之长，只能继续老本行干工青妇，坐办公室拿高工资，他们和元老派互相看不顺眼，勾心斗角不断。
第三股势力就是以陆刚陆副总为首的“外面人”，陆刚最早在纺织厂业务科工作，九十年代初期就停薪留职下海闯荡，南下温州广州，北上内蒙俄罗斯，属于眼界开阔，手段灵活的生意人，他的岳父是物资局的前任蔡局长，所以能分得一杯羹进入管理层。
元老派混吃等死，机关派尸位素餐，真正撑起金桥大市场的却是人数最少的“外面人”。而刘昆仑是詹树森托了陆刚的关系进来的，严格来说也是外面人，但他从来不参与内部纷争站队，只管好他的一亩三分地。
东门就是刘昆仑的一亩三分地，这附近方圆二百米范围都是他的治安包干区域，大市场保卫科和车站派出所是共建单位，说起来熊科长还是正宗公安干校毕业，在派出所也干过户籍警的，后来调去当经济民警，就是俗称的厂警，再后来经警和物资局一样，属于被淘汰的产物，熊科长从有编制的民警变成了企业的保卫人员。不过总算和公安口有香火情，在火车站广场一带吃得开。
全市场的保卫人员一共有三十多个，一个赛一个的吊儿郎当，玩世不恭，上班迟到早退偷懒耍滑那是驾轻就熟，除了刘昆仑例外，他也是全保卫科唯一穿全套制服的保卫人员，一套毛涤混纺质地的老式警服居然还熨出了裤线和袖线，小翻领里面配着白衬衣和黑领带，红褐色人造革武装带扎的紧紧的，左边挂着警棍，右边挂着对讲机，脚下皮鞋锃亮。
在金桥大市场工作的日子舒缓而安详，他和四姐租住的房子到期之后，搬到火车站附近的铁路二十七宿舍，也是租的房子，但房租便宜许多，每天刘昆仑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一日三餐准时准点，早上吃附近的包子和胡辣汤，有时候是油条和豆浆，中午在东门第一家高姐米线吃一碗丰盛的大碗米线，晚上就丰富多彩了，有时候和马后炮一起吃羊肉拉面，满海碗火辣辣的红油拉面，一盘凉拌羊肉配上葱白香菜，有时候烧个羊头，再来一瓶四块五的淮江大曲，这日子过的也是美滋滋。
进了东门大门，第一家餐饮铺子就是高姐米线摊，顾名思义，老板娘是个女的，叫高俊玲，二十七八岁上下，生的人高马大，丰乳肥臀，干起活来风风火火，吵起架来地动山摇，人是直肠子，热情厚道，对刘昆仑尤其好，每次小刘兄弟来吃饭，高大姐手一抖，就多放了七八片牛肉，老马看了有意见非要同样待遇，高俊玲白眼一翻说：“人家小刘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你个老狗逼吃那么多干熊去！”
最惬意的就是午后，吃饱了饭，用电热水壶烧一壶开水，把黄桃罐头瓶里的一级茉莉花茶泡上，坐在岗亭里的大躺椅上，把穿着三接头皮鞋的脚搁在铺着玻璃台板的办公桌上，任温暖的阳光洒在身上，看茶杯里袅袅的热气，听外面嘈杂的人声，回忆半年前的刀光剑影，会有种大隐隐于市的错觉。
东门是金桥大市场的正门，保卫科把刘昆仑放在这儿倒也是歪打正着，十九岁的小刘精力体魄都在巅峰状态，身材相貌也比那帮歪瓜裂枣强得多，一身制服笔挺，自然能给顾客带来安全感和信任感，大市场里扒手肆虐，丢了钱包手机的人往往先找刘昆仑报案。
刘昆仑只是一个保卫人员，他没有执法权也没有侦察权，只能上报保卫科，市场方面倒是做了些事情，宣传科在墙上写了十几个“请看管好您的财物”字样，以作提醒，仅此而已。
随着气温的升高，人们的钱包手机也越来越容易被盗了，大市场扒窃事件屡屡发生，一上午就能有十几起，熊科长可以视若无睹，但刘昆仑不能，他觉得这些小偷是在羞辱自己这身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