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合同工，临时工，基本干的都是体力活。
弓手就是带兵器的人，原意用来镇压百姓造反，后来又兼牢子狱子，负责看管牢房，捉拿贼犯和走私、看守城门等，像明朝的巡检弓兵。
南宋地方主官都要异地任职，且是三年一任期，官少而吏役多，而这些吏役基本都是当地人，或豪强士绅的族人，或致仕官宦的亲属，或商贾富人推荐，更有甚者，还有地方青皮流氓参与。
也有很多吏役，都是一代接一代传承接班，父亲干到退休，儿子顶替接着干，儿子退休，孙子接着干。
如果在和平时期还好，但如果在乱世，容易滋生一个不好的现象，即所谓的吏强而官弱。
到南宋中后期时，朝廷也多次出现了诸多“吏强官弱“的议论，公吏被称为当时地方上最大的祸患之一。
当时有很多县级胥吏“自号立地知县“被百姓称为“立地官人“，有人甚至称当时以“官不可任而任吏“。
可以说，此时南宋士大夫普遍认为，地方形成了吏人专权、乃至专横的局面，但却没有人提出有效的应付之术。
其中原因，一方面有主要官员只干三年，反正有权也好没权也好，干满三年就走，没必要和地方吏役们争权斗狠；其二，吏役都是当地头蛇，很多事情确实需要吏役们配合才能干好，当时整个南宋地方艰难，吏役们为保证赋税的及时足额上缴，保持政令民情的上行下达，协助县官办理狱讼以缓和社会矛盾等各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官员们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三吏役们弄到的好处，还会分给官员，何乐而不为。
正因为朝廷和官员们不作为，或者也不想作为，南宋中后期地方吏役横行地方，营私舞弊，违法害民，严重拖累南宋的经济和影响百姓安乐。
赵与芮此次收回房子，基本都是县中役吏和县官勾结干的，全部都是低价租出，私下收好处，肥了个人亏了朝廷。
赵与芮把房子收回来大半，得罪了相当多的县中商贾和吏役。
二月初四，李宗勉在县衙与人争吵，据说还拍了桌子，因为他的话，完全在县衙没人听。
当天下午，李宗勉请求换定海县主簿和县尉。
公文到了庆元府，长史莫泽和司马程珌本想以三年期未到来驳回，但想到这是魏王的人，还是征求了魏王的意见，并且这是人事任免，身为地方军政一把手，魏王肯定是要知道的。
赵与芮当天也正好在庆元府魏王府，没去定海县，因为长史莫泽，司马程珌还有通判聂子述三个史弥远的心腹，正在向他汇报庆元府的情况和利益分配。
三人都是新来当地，和前任交接之后，汇总了庆元府的情况，虽然想驾空赵与芮，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特别他们知道魏王爱钱，定海县、慈溪县两个县，不能动。
今天赵与芮带了个青年过来，然后向他们介绍，这是他兄长赵与莒，原本朝廷要让他去阴山当县尉，赵与芮专门要过来，到定海当县尉。
莫泽三人对视一眼，原来是魏王想换自己兄弟，当然也没什么意见。
此时赵与芮坐在主位，赵与莒站在他身后。
通判聂子述正在打量赵与芮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