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低下头去，想象着这个年轻人的心里是如何翻江倒海，痛苦不堪，又是如何努力去压抑下自己的情绪，我有点后悔从袁姐那里接下这个工作了，也有点后悔硬着头皮拒绝了小汪警官的提议，非要逞强自己来。他要是来就好了，他是个民警，经由他传达的坏消息总比我多，他的心更硬，他肯定不会像我这样去主动体会别人的情绪，让自己难过。
接着我看见男孩手里的刀来回几次变换角度，在客人的脖子上面比了比，又放回去，换了一把，像是觉得不合用，又像是在下刀刮胡子的那一瞬间改了主意。
他的手指在轻微颤抖，发廊里的音乐声忽然大了，他说了句话，我没听清，凑过去问：“你说什么？”
“我说你，你真狡猾。”他说，“看我给客人刮胡子刮到一半了，过来跟我说这个，你你是怕我走了，是不是？”
我没回答。
他说的没错。
我心里有些歉意，但也没别的办法。我在社区上班这么久了，这点小心思都没有的话，怎么办那些不受欢迎的差事呢？工作得往前推，得去解决，得有结果，就像人都会生老病死一样。
“你们是我们社区的老居民了。能代办的事情我们都会代办的。但这次不一样。你得去，这事儿，我们代办不了。”我跟他解释，声音轻轻地，温柔地，只有他能听见。
“……”
“别耽误了，医生说……你爸爸等着呢。”我说。
“……那就，等我干完这个活儿吧。”
刘天朗再不跟我说话了。他的眼神和手指头都恢复了之前的专注和镇定，没一会儿就给客人修理完了胡须。他的活计完成得非常完美，外国人很满意。大门打开，又有新的客人进来，前台让他去招呼，他没应，收拾了装着自己刀具的袋子，然后脱掉了身上带有发廊logo的围裙，跟其它的工作服挂在一起。动作是轻盈的，人是安静的。
店长一直在留意这边的男孩，他此时放下了手里的剪刀过来问：“干嘛呀？上班呢！怎么把工作服给脱了？”
刚刚接到父亲消息的男孩听不见别人说话，他从箱子里拿出自己的鞋子换上，我注意到那是一双帆布鞋，洁白干净，要不是鞋底略有磨损，几乎像新的一样。
店长不耐烦起来：“哎，我跟你说话呢！”
男孩还是没应。
我几步上前：“店长是吧？那个，他家里出了点事儿，今天得请个假。您通融一下吧？！您帮帮忙！”
“客人这么多，人手都不够用！哪有临时请假的？！你是谁呀？有事儿让他自己跟我讲！”店长见男孩依旧不说话，也不给个解释，就越来越生气了，伸出手，绕过我，照着天朗的后背推了一下，推得他朝前一个趔趄，撞在衣箱门上，啪擦一声
——我听人说过发廊里至今还保留着老旧的规矩，师父带徒弟，大工带小工，看见活计干得不利索了，骂两句，推两下都很常见
——可就是从后面来的这一下子，好像忽然把一直沉默的男孩给惹毛了，又好像是给了他发作的借口，他猛地转过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