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月天气回暖运河解冻，南方的大批物资正急切运往消耗极大的北京。
天津巡抚毕自严肩上担子很重，既要保证南方运来的大量、海量物资能有序、安全运往北京，还要分拨运军及民运运力，使宣大、蓟辽都能得到来自天津的补给。
作为新设立的巡抚衙门，毕自严也认领了新军编训额度。天津是漕运中转集散地，在这里训练新军能就近得到最佳的补给，节省运输虚耗。也是皇明三边封堵国策中的三边之一，另两个是蓟辽督师和登莱巡抚。
毕自严职责更倾向于编练新军，京运、民运这两个运输系统有兵部、户部派到天津坐镇的协理侍郎主抓，毕自严只负责协助者两个单位，予以配合、执行。
京运、民运存在严重的运力虚耗，朝廷出钱粮养着的运船、运军开春北上时，运来南方的一切物资都是北方急缺的，价值、利润不菲。
所以官方运力被侵占严重，运船北上途中多有夹带，被京中宫廷、勋戚、豪强、官员、商人侵占，他们的物资多运一些，户部、工部、兵部的物资就少运一些。
朝廷维护运河、运船、运军的支出是固定的，运输效率越高，获利就越大。
偏偏本身效率低下，仅有的运力还被侵占，户部不得不想出一个可笑的办法：给民间商船分摊运输任务。这种托运方式，反而比朝廷自身的官方运力快捷、高效，成本还低。
毕自严本想多造运船增加官运运力的，可登莱巡抚陶朗先前年就这么干了，而且干的十分出色，结果今年初被抓到诏狱治了个贪腐之罪，一来二去审不出什么，就把陶朗先个关在诏狱里，让许多人寒心不已。
有隔壁陶朗先这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面前，政务忙碌的毕自严纵然有许多想法，现在也只能忍着、憋着。
至于天津港口许多本该卖到北京的物资被人截留，转向经保定、滹沱河拉到真定府之类的小事儿，也就不是毕自严能注意到的。
陶朗先被处置，寒的不仅有毕自严的心，孙元化的心也被伤的很严重。
在鹿泉谷里待了十多天，孙元化幡然醒悟，若不是绝望无助，他又怎可能去学习泰西之学？
如今混元教要什么有什么，既能奉天法祖不失祖宗传统，又能有强国富民的具体理论，那还委屈自己学什么泰西之学？
于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里，孙元化带着熊文灿的儿子熊钟楚、侄子熊钟吴及大大小小混元教控制的商船来天津做买卖。
他们采购南方运来能用得上的东西，上好的苏钢、闽铁，药材、布匹……偏军用的物资价格走俏，还多是黑市流出来的，源头直指官仓。
孙元化抛头露面，在天津这个南北漕运中转枢纽中自然遇上了许多熟人，比如御史杨廷筠。
在天津，有一段孙元化、杨廷筠的共同记忆。
杨廷筠资历很深，孙元化执弟子礼，两人交谈时议、国患之事，并一同参游天津巡抚毕自严的新军训练基地……不出意外的话，这座他们修建的营地，本该由他们这些掌握西学的西学党官员来督练天津新军。
为做好这件事情，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出资采购了许多器械，就连正统的红夷大炮都凑钱买了四门。
孙元化来天津，目的就是为了这四门红夷大炮。
把钱补给李之藻、杨廷筠和其他一些家乡出资的士绅，孙元化就能拿到这四门封存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之所以封存，源于当时徐光启不肯妥协，就编训新军一事，徐光启一口咬死。花多钱办多少事，非要逼着兵部给足额的钱粮编练新军，钱粮不给足，那就不干这差事。
朝中东林人虽自诩开明，对待西学是热切的，对待与西学捆绑的拜上帝教，就有些厌恶、抵触了。
于是徐光启即将到手的天津巡抚没了，宣告前期所有朝廷出资、私人出资预购的费用打水漂。
徐光启很受打击回乡养病，可许多尾巴还要处理，师尊甩手一走，孙元化不能跟着走。
他处理的后续事情就与大家投资、赞助的钱有关，本以为徐光启能当天津巡抚，大家一起凑钱先采购火炮、火铳，火炮、火铳买到手，结果徐光启丢官，那大家投资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