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华国科学院成立半导体研究所，进行工业技术攻关。后来，中央政府组建第四机械工业部，主管全国电子工业。”
1970京城国营东光电工厂，中海组建无线电十九厂建成投产，形成华国集成电路产业中的南北两霸。”
“这一系列电子和半导体厂的兴建，初步搭建了华国半导体工业的“研发+生产”体系。”
“这套体系最初能够紧追美国，得益于一批回到新华国的半导体人才，如黄大师、谢大师、王大师、高大师、吴大师、林大师等前辈。”
“在他们的带领下，蹒跚起步的华国半导体行业做了两大贡献：
一是保障了“两弹一星”等一批重大军事项目的电子和计算配套；二是为华建立了一套横跨院所和高校的半导体人才培养体系。”
席教授讲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了一些华国电子产业的早期历史。
都对这些大师感到由衷的敬佩。
席教授挥了挥手，压制住教室里的嘈杂声道：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为什么不用举国之力来发展芯片。”
“答案是，我们不仅用举国之力搞过芯片，而且似乎还一度搞的相当不错。1975年，京城大学物理系半导体研究小组，由王老师等人，设计出我国第一批三种类型的1K内存DRAM动态随机存储器，它比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制的C1103要晚五年，但是比韩国、台湾要早四五年。那时韩国、台湾根本就没有电子工业科研基础。”
“说到这里，一定有很多人开始感到可惜，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模式发展下去，或许早就成为世界芯片强国，也不至于出现被人卡脖子的尴尬局面。”
“然而只要了解了芯片行业发展规律，尤其是摩尔定律的朋友们，就会发现问题。芯片工艺的持续进步，依赖于资本不断的研发投入和产线升级的支出。而这部分资金的来源，大部分来自于上一代芯片工艺突破后大规模商用带来的利润反哺。”
“而华国成立以来普遍采用的集中全国力量打歼灭战的发展模式，虽然有益于加速短期的技术突破，取得类似于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的阶段性成就。然而对于技术的后续商用和产业化，却毫无益处。”
“对于原子弹之类的项目，一旦技术突破，即可享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而且关乎国防，安全，因此华国的发展模式在它们身上有其合理性和优势性。但是对于芯片这样需要不断研发投入以支持技术更新换代的项目，举国之力模式很快就体现出了其局限性。”
“23年前，半导体学界灵魂人物王大师，在大会堂发言说：“全国共有600多家半导体生产工厂，其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东洋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由此可见，华国在那些年看上去很厉害的芯片发展成就，并没有在产业上看到多少贡献，更没对民生发展带来多少好处。而更为重要是，在缺乏了产业应用的利润反哺后，国产芯片每一次新的技术更新，都会给全国财政带来又一次的吸血。”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至庙堂高管，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包括大量技术专家，都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困境认识不足。”
“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曾问过王大师：你们一定要把大规模集成电路搞上去，一年行吗？”
听到这个多少有点啼笑皆非的问题。
大课的同学们都没有笑。
这恰恰反应了当时的华国，对于芯片产业，这个资本主义发展到极致下的产物的运行规律，缺乏最基本的认知。
芯片。
的确是不可思议的科技产物。
大家更专注地听席教授讲解：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这种发展模式终于遇到了问题。各行业都开始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及设备，这在短期内造成了华国的外汇储备荒。”
“1980年开始，中央不得不停建缓建了大量短期产业化无望的项目，我们耳熟能详的早期大飞机运十项目就在此之列。”
“而芯片项目毫无疑问也遭到明显波及，华国原希望从欧美国家引进的七条3英寸晶圆生产线，因此拖了整整七年。”
“而比财政断流更严重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进行，海外更廉价，性能更好，更可靠的芯片大量流入国内，这给国内技术进步几乎停滞的芯片工业带来了几乎致命的一击。”
“比如像华国最大的半导体企业——中海元件五厂。1980年利润高达2070万元，职工人均利润1.5万元。即使是1985年，中海元件五厂的产值仍然高达6713.1万元，利润达1261.4万元。然而到了1990年，中海元件五厂产值下降至1496万元，滑倒了亏损的边缘。”
“而海外在这期间，湾湾，韩国，东洋的芯片产业开始加速崛起，涌现了一大批例如台积电，三星，海力士，索尼这样的芯片巨头。而半导体的产业模式在经过1987开始的fabless+代工模式的转型，正式进入黄金时代。而华国的举国模式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中海无线电五厂也在不久后破产倒闭。”
“所谓不破不立，华国旧模式主导下的芯片产业的崩溃，给了新模式的诞生埋下了伏笔。不过在华国的芯片业涅槃重生之前，还有十多年的暗黑时代在等着我们的芯片从业者。”
课件讲到这里。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同学们听得如痴如醉，从来没有如此详细的了解电子产业的明珠——芯片产业的华国发展。
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举国之力发展芯片，只是一句口号。
因为，这不符合行业产业的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