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明朝中后期，对于武将的防范和限制可以说是非常严格。
但总体来说，还是文武互相牵制，所谓“位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位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
也就是把财权、练兵权、指挥权剥离开来，分别由文官和武将掌握，形成谁也不具备对军队的绝对控制的局面。
但到了明朝末期，在内忧外患之际。大明的封建统治者垂死挣扎的姿势，与历史上的东汉、唐朝、元、清朝末期没有什么两样，那就是对武将的权力下放。
权力下放，就意味着武将有了军阀化的可能。不管是东江镇，还是辽镇，其实都出现了地方军阀的倾向。
兵兴以后，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东江镇僻处海外，天启帝不设文官监军，赐毛文龙尚方宝剑，可以说是给了东江镇成为军阀的合适土壤。
而郭大靖的所作所为，无疑加快了这个进程。但对他来说，并不后悔，甚至是有意为之。
在明末，如果独立性不强，不被袁崇焕弄死，也要被崇祯，或者是朝堂大老、东林君子们搞残。
也正是东江镇不断地向独立自主发展，也才有与历史已经完全不同的改变。
建虏才会被压制，颓势尽显，成千上万的剃头人和京畿百姓，才避免了作奴隶，被苛待，甚至是任意打杀的悲惨命运。
如果不出意外，改变命运的将是整个大明的子民，以及华夏神州。
但历史上，崇祯对武将的权力下放，却并没有取得应用的效果，得到武将的忠心报效。反而，很多得到不受节制的权力的武将，都成了流寇式的军阀。
要知道，割据式的军阀对百姓和地方的破坏还小一点，毕竟是在固定地方混的，还知道一些民生的重要性。
流寇式的军阀则不同，他们四处流窜，如同蝗虫一样走到哪吃到哪，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比流寇更加为人痛恨，又有“贼过梳而军过如栉”形容。
这些流寇式的军阀与东江镇这样的军阀不同，他们不是想着挽救国家、拯救黎民，而是拼了命的牟取私利。
至于平定民乱，抗击建奴，他们早就抛之脑后。军事上不见战绩，祸国殃民的事情却干得不少。
从这方面来讲，崇祯还是病急乱投医的毛病。把提升武将的地位和权力，当成了勘乱的良药。
当年对于袁崇焕的过度信任，导致的种种祸端，崇祯并没有吸取教训，在白广恩、左良玉、吴三桂等将领身上，又一次次重演。
识人之不明，在崇祯身上可谓是达到了极点。
如孙传庭、卢象升等忠臣勇将，不仅频遭打压，更被抓捕入狱，最后被朝廷、文官、太监的逼迫，壮烈殉国。
而崇祯专任大帅、不加节制的左良玉、白广恩、吴三桂之流，畏敌如虎、残民以逞，竟还有投敌卖国的千古汉奸。
幸好，崇祯做了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那就是相信东江镇，相信郭大靖，尽管是被逼无奈、形势使然。
郭大靖在朝着军阀的路上又迈进了一大步，但他会成为具有家国情怀，挽狂澜于既倒，体恤百姓、惠及大明的好军阀。
在辽东，郭大靖送走了林庆业和崔孝一，重新调整了布署，并等到了建虏的“反扑”。
只是建虏推进到凤城后，象征性地攻击后，便又撤了回去。凤城的守军已经削减到千人，也没有死守到底的打算，但建虏也没有攻占的打算。
收到汇报的郭大靖起初有些愕然，但仔细思考之后，又有些明白了建虏的意思。
这不是什么真正的反击行动，只是多尔衮为了挽回些许颜面的虚张声势。
郭大靖猜测，建虏会在宣传中说追杀东江军直到凤城，敌人伤亡惨重之类的。不管你信不信，总会有人信的。
为何会有这样的操作，建虏估计也认识到自己兵力的不足。就是攻下凤城，甚至是再抢到更多的地盘，也没法驻兵守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