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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四章 不比不知道(2 / 3)

但是长城沿线的走私活动却越来越多,私市愈来愈盛。蒙古各部领主不限制走私活动,反而参与私市贸易。

汉人则通常会组成走私集团,专门经营皮毛、马鬃、马尾等畜牧产品。这种走私,一般是内外相通的,因而货源多,获利大。

在官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下,私市贸易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比如西北边地茶马私市就十分兴隆。内地商人通过种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结果造成“番人上驷尽入奸商”。

就连一些边防将吏、文武官员,也每每“以私马窜易番马,冒支上茶”,参与有利可图的走私活动。

嘉靖年间之后,北方蒙古各部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二元经济发展,人口日增,生产生活物资需求更大,已不满足于朝贡马市贸易。

而明廷严格限制贡市规模,压低马价,并严禁铁器入市,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上下阶层的生产和生活,矛盾愈发尖锐,终于爆发了“庚戌之变”。

隆庆年间,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之后,明朝终于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马市贸易也兴旺起来。

其实,马市贸易是双赢互利的。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和平环境的出现,也使明廷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减少。

而明廷通过马市税收,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外,官营马匹也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

“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马,每匹只用银八两余,中等马七两余,下等马六两余,而民间折价一马二十四两”。

蒙古马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堪称“物美价廉”。官府购买一匹蒙古马可赢利十几两子银,运营得当,可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但到了崇祯年间,对于关外蒙古诸部的态度时好时坏,马市贸易又起浮不定。

可能是眼见察哈尔部难以协助明军抗衡后金,崇祯又是革市赏,又是断马市,引得林丹汗在大同犯边,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而在当时的形势看来,虎墩兔虽然西迁,但对于后金依然有牵制作用。在宣大边外,如果和平相处,也能起到屏障的作用。

但崇祯就心疼那点抚赏银,借着边外饥荒,竟想趁机饿死蒙古诸部,从而消除边患。

但效果不敢恭维,插部犯边,竟打到了大同,明朝军民的伤亡和损失很大。崇祯又不得不恢复了市赏,穷折腾了一回。

现在,东江军对战马的强烈需求,终于让崇祯重视起来。而离秦皇岛专用码头最近的,就是蓟镇。

在当时,蓟镇原有的马市早就停了。一是喜峰口的黑峪关,二是三屯营,都属于月市。

另外,还有开平、遵化、古北、马兰、燕河、台头等十几处不定期的马市,以及京师会同馆官市。

兵部对于皇帝要重开蓟镇马市的指示,倒是了比较详细的资料。但也提到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与谁交易。

蓟镇边外是哈喇沁等蒙古诸部,在建虏绕道入关时,可是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与他们开马市,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此,兵部也给出了办法,那就是以开马市诱插部东返,也就是让察哈尔部重回故地,并借林丹汗的手,对通虏的蒙古诸部给以打击或消灭。

崇祯看着兵部的计划,觉得未必会很快见效。沉吟半晌,他决定让太仆寺的官员前往宣大,从大同和张家口这两处最大的马市,采购战马和耕牛。

出于对战马和耕牛的迫切需求,毛文龙在奏疏中还提到,复州和盖州的耕地,将使东江镇通过屯田获得大量的粮食。而朝廷准备发放的粮饷,可以先用来购买战马和耕牛。

说白了,不用朝廷另外花钱,崇祯也不必心疼。东江镇等于是自己出钱来采购。

“还是毛文龙知道朕的难处,是真懂事儿呀”崇祯很是感慨,对毛文龙竟生出了几分好感。

除了买马之事,就是收复复、盖两州,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操作可谓是截然相反。

袁崇焕刚在辽西上任后,为了政绩,便派祖大寿率兵“收复”了锦州和大凌河城。

然后呢,便是向崇祯要钱重修,一下子就得几十万两银子的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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