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代的斗牛服为蟒形、鱼尾、头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一般授予三品以上的官员。郭大靖升任副将，则是从二品的武官。
“万岁英明。”王承恩终于出言，表示了对崇祯的恭维和称赞。
崇祯也觉得自己很英明，施恩于臣子，彰显自己赏罚分明，不使功臣寒心，又激励其他文官武将。
“东江军屡次获胜，犀利火器功不可没。”崇祯的目光移到桌案角上的奏疏上，沉声说道“朕意已决，聘请葡人制造枪炮，装备我大明军队。”
宁远之战后，红夷大炮便开始被明廷重视，特别是徐光启屡次上疏，明廷开始购买火炮，并聘请澳门的葡人技师和教官。
但在这个过程中，朝堂上的保守文官给引进先进火器的进程增添了很大的阻力。
比如儒学宗师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那可是正人君子的典范，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号召力，连皇帝也不得不顾及到社会舆论。
这些儒学大师互相吹捧，似乎只要重用他们，就会天下贤人聚集，大明中兴指日可待。
这些儒学宗师是有学问，但在军事上却啥也不是，他们不但提不出“隆中对”这样的战略规划，还开历史倒车，反对引进红夷大炮等武器。
他们的军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修心、修德，认为只要崇祯皇帝仿效尧舜，大明就万事大吉，搞定农民起义和建虏都是小事一桩。
至于火器，刘宗周等人认为那是细枝末节，并不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下此非所论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火器终无益于成败之数”。
刘宗周之流不仅反对制造红夷大炮，还大力反对引进葡萄牙炮手学习军事技术，主张驱除所有的传教士，将其“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
崇祯皇帝虽然保留了葡人技师来制造火炮，却不得不给刘宗周等人面子，没有雇佣葡萄牙炮兵升级明军的火炮技术。
但东江军用实战证明，先进火器在战争中确实能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这让崇祯又有了心理变化。
王承恩眨巴眨巴眼睛，终是没有说出心中的疑惑。
东江镇就聘请了西夷技师，也能够制造火炮，只要资金和人力充足，并不需要朝廷再去做同样的事情。
但崇祯这样做，显然有他的想法和理由，应该还是担心毛文龙难以节制，不想在这火器制造上太过依赖。
对于文官和武将的态度，也决定了崇祯暂时不会把给予袁崇焕的大权收回或削弱。
封建王朝就是那样，不要求你的才能最高，本事最强，首先考虑的是不是对皇权构成威胁。
就是你有通天的本事，皇帝觉得你不够忠君，觉得你可能会危及到他的龙椅，那也不会放权使用的。
其实，这也是从古至今大多数团体的用人标准差不多。有本事是其一，还要听话，那才是领导喜欢的，会提拔重用的。
郭大靖有本事，他也很听话。尽管这种听话，和低三下四，和谄媚逢迎，没有什么关系。
而且，听话也要看对象，看对错。如果不对，郭大靖也不会盲从，哪怕是皇帝，或者是毛文龙，也是一样。
此时，刚刚回到大连的郭大靖，正与先期返回的毛文龙，以及军情司的几位首脑进行着军议。
镇江堡被攻下，毛文龙便先期坐船回了皮岛。在皮岛只待了一天，又赶回了大连。
毛文龙并不是急着和妾室相聚，而是对“勤王”行动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镇江堡一役，他看到了东江军的战力，看到了郭大靖的指挥水平。由此而信心大增，甩掉了最后的一点顾虑。
同时，此次作战应该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就是向建虏显示了东江军有攻城拔寨的能力，必然会在军事布署上作出调整。
军事布署并不仅仅是现在的，还包括了绕道入关的人马，以及留守老巢的兵力。
说白了，建虏不敢倾巢而出，绕道入关的兵力就相对减少，更利于“勤王”行动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