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8日，联合在一起的国民党各派军队终于在第N次失败后北伐成功，铁骑踏入北京，北洋军阀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顺应大势，宣布“东北易帜”，摘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宣布归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自此之后，张学良成了蒋介石名义上的下属。
当然不是谢朝露这种社畜，二代军阀张学良依靠着老爹留下来的雄厚资本，偏安东北一隅，成为国民政府内战—即中原大战—中两方都极力拉拢的地方大佬。他左右逢源，不仅在战争中靠卖军火和索要军费发了一笔财，还于战后获得了山西、河北、内蒙古和北京、天津、青岛三市的地盘，华北地区尽入囊中。甚至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也归张学良指挥，成了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
但是人生赢家张学良也不能避免之后的“网暴”，照样被老百姓们骂到狗血淋头。
因为处理中原大战的善后事宜，张学良对东北事务的精力被分散，而且由于地盘扩大，大批东北军入关，东三省兵力空虚，最会趁火打劫的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东三省、热河相继沦陷，张学良喜提“不抵抗将军”封号，只得引咎辞职。不单单老爹倾注了一生心血打造的20多万东北军客居他乡，他本人又从第二号人物的地位一下降为平民，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
自从郭松龄带头抨击和反抗老爹张作霖，挤在中间做夹心饼的张学良便染上了烟瘾，之后更在周边人的瞎出主意中恶化成了吗啡依赖症。为了支撑自己的精力，他频繁用药，活脱脱一个瘾君子。
外籍顾问端纳在1928年初见他时，二十七岁的张学良“十分瘦弱，不时痉挛般地颤抖……”当时这位记者出身、曾经担任过孙中山、张作霖、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人就觉得“这个人已病入膏肓，对他自己和国家来说，都毫无价值了”。
桂系三巨头其中之一的黄绍竑在北平会见张学良时，见他“骨瘦如柴，病容满面，精神颓丧，大家都为这位少帅的精神体力和指挥威望担忧”。
从这两位的客观评语可见，当时的张学良有多么不健康。
1933年3月，刚刚扛着“热河惨败”耻辱下野的张学良，痛定思痛，决心改过自新，戒掉烟瘾。
其中之痛苦，不足为外人道也。最煎熬的时刻，张学良甚至把将他绑在治疗床上的绳子全挣断，整个人撞得“满头全是血”。如此炼狱般的经历，张学良终于脱胎换骨。
如此也叫当时的张学良颇为得意，还亲笔写了“陋习好改志为坚”的条幅自勉。甚至几十年后，风烛残年的张学良忆起这段往事，依然无比自豪：“我跟你说，一个人哪，不是我吹，能把烟戒了，这人就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