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类」是为了「知其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属概念论研究的范围：
「求故」是为了知其「所以然」，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主要属于判断论研究的范围；
「明理」是为了知其「必然」和「当然」，主要解决预测其发展趋势和怎么办的问题，属于推理论研究的范围。
「寻道」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必然和当然之后，如何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的范围。
当然，四者又是密切相关，互相包容的。
比如，要「察类」，就须认识事物的本质，否则就难以区别其类别；
而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必须「求故」；
而要「求故」，就必须进行判断和推理必须「明理」。
但心学又提出了，明明德到至精至一，然亦未尝离却事物，事事物物皆离不开现实，真实，所以要脚踏实地的解决问题，便是「寻道」。
胡濙在总结了陛下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之后，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翻译，制定了朝廷奏疏的范本。
一本奏疏，要从这四个方面去论述。
大明朝的奏疏是有格式要求的，这也是礼部的工作，大明朝的朝臣们，在上奏的时候，必须从这四个角度去讨论问题。
这是仁义的一部分，陛下提出纲领，胡濙负责翻译，礼部诸官负责推行宣谕，吏部负责督促，文渊阁负责考成。
所以，朱祁钰已经很少看到让他啼笑皆非、胡搅蛮缠的奏疏了。
他现在手中这本厚厚的万言书，是他自景泰元年提出实事求是的具体要求之后，收到的最离谱的奏言。
不读书的兴安，都觉得这万言书写的全都是废话，但是通政司的职责就是保证每本奏疏都能被陛下看到，使陛下不受到蒙蔽。
王文将这本万言书送到了陛下的御前。
文渊阁的秘书郎们对这本万言书的贴条也是…废话连篇。
兴安说自己不读书，但是也知道他们说的是错的，意思很明显，上万言书的人，是又蠢又坏。
朱祁钰笑着说道：“朕就当看笑话看啊。”
做皇帝一点都不苦，但是做皇帝不能做乐子人，做乐子人就成了别人的乐子了。
朱祁钰并不认为皇帝是个苦差事，他就是觉得做了皇帝之后，乐子少了些罢了。
南衙那帮人的乐子那么的短暂，朱祁钰终于又看到了乐子。
兴安沉默，作为大珰，让陛下从这种事上找乐子，是他的失职，他应该想办法给陛下找点乐子。
女人？玩艺？音乐？诗词歌赋？还是书画？
好像都没什么意思。
兴安灵光一闪，钓鱼！
钓鱼好，再找几个水性好的缇骑，带着芦苇杆潜伏于水面之下，去集市上买活鱼，给陛下挂钩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