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国家耕地面积和土地产出的增长是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的，清代耕地比汉代增加百分之三百，平均粮食亩产从两百多斤增加到了三百多斤，只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九。
亩产的增加与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土豆和玉米这两种外来作物事实上对于古代社会的影响虽然确实巨大，但也确实没有那么大，事实上一直到今天，这两样也不是咱们国家的主食，特别废地不说，早起的土豆玉米也达不到现在的亩产。
所以古代人口的暴增到底是不是因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呢？是，但不全是，甚至于都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个原因。
反倒是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手段，才是清朝人口暴涨的真正根本原因，这里要分清楚，税和赋是两种东西，康熙说的是永不加赋，而不是永不加税，赋，简单理解差不多就是人头税，有些现代人事实上已经理解不了这个概念了，事实上这刘协现在免征人头税的政策和康熙差不太多，没有本质的区别。
（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康熙，康熙有些政策确实很恶，但公允来说康熙之恶不能抹杀永不加赋这四个字的重大历史意义，评价历史人物没必要非大帝即麻子，好像一个好人就不能有污点，一个坏人就不能有闪光点一样）
然而人多，真不是什么好事，上面的那组数据说明，宋明清三朝相对于秦汉来说，人均粮食产出的数量是一直在减少的，而资本主义萌芽事实上也是因清朝时四万万人口压力实在太大，而给压断的。
很简单么，因为人多，所以人工相比于土地和实物来说相对价值就低么，因为地少，有限的粮食必须确保要种植足够的粮食作物，压缩经济作物的耕种面积么，开工厂的收益就不如买地种地来得稳妥，生产加工的价值就远比不上原材料本身的价值么，任何提高劳动效率，解放劳动力的生产发明，都特么是反人类的么，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下，上层建筑建设的奇葩而又畸形也很正常么。
人少地多的时候，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秦汉唐的国家政策和豪强的精力都放在了人口上，宋以后，国家所关注的重点就逐步从人口转移到了土地，因为人均生产效率实际上的降低，国家能从劳动者身上榨取到的剩余价值也在减少，尤其到了清代，人头税几乎已经不怎么收的情况下，直接对人的控制就变得极为松散了，说句残忍的话，四亿人死一半，只要耕地面积不减，国家财力恐怕都不会大规模衰退。
朝廷在关乎老百姓的死活的时候收益自然也会跟着降低，富户地主对佃农捆绑，也自然就没必要像庄园经济这样严格了。
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因为经济模型的变化，不管是国家还是豪强，其实力都是越来越弱的：人均劳动产出在减少，能榨取的剩余价值反而变少，因为人多管理成本反而增加，所以国家职能与豪强权力都在因为生产成本超过生产收益，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收缩，对人的控制力和动员能力严重下降。
具体表现为，国家从基础生产环节和底层社会管理中退出，朝廷对百姓的组织动员能力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而持续的下降，秦汉以及初唐时期几乎都是以义务兵役为主要的兵役手段，朝廷可以随时将普通百姓拉出来编练成军上战场，战斗力往往还挺强，统治者对外族几乎只考虑打不打的问题，而不考虑打不打得赢的问题。（包括魏晋南北朝，但这个时期比较复杂，这里不解释了，有兴趣来我书友群共同讨论）
而唐代中后期以后府兵制全面崩溃，作战的基本都变成了职业士兵，朱元璋时虽然仿照汉唐建立了卫所制度，但卫所制崩溃速度之快却远远高于汉唐，很快就彻底沦为了恶政。
这样的结果就导致国家命运，或者说朝廷命运与普通百姓个人命运脱钩，底层百姓的人身依附于土地而不是国家，于是在满清入关之后，只因承诺了现有的土地结构，则北方大地很快就被平定，反倒是康熙时因为满人圈地，导致北方大地处处烽烟，极端点说，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普通民众为了赚钱不惜争着抢着帮外国侵略者们运输物资，也是因为如此。
四亿人一人一口吐沫确实也能把八国联军淹死，但四亿人并没有理由去向侵略者吐吐沫，反而因为八国联军开出来的工资较高，京师附近的老百姓争先恐后的成为了八国联军的辅兵，迫不及待的帮着他们狠狠的在清庭的尸体上踩上几脚。
所以事实上，拥有四亿百姓的满清，虽然在国力上确实是封建王朝的顶峰，但朝廷所能自由调动的国力，却反而是比较低的，到了中晚期，恐怕比之魏晋也强不出多少去了，打不过一个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日本蕞尔小国，也自然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国家国力不等于政府力量，古今中外这都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