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东方农业长期要比西方先进，发展的上限要比西方农业要高那么一节。这高出来的那么一节，造成了人文上天差地别。
西方早期从农业上溢出的人口，变成了市民。而在东方早期从农业溢出人口？仍然能依附乡土！——得让这部分人口聚群。
所以西方更早的完成了工农分工，而东方呢，由于土地仍然可以束缚住一些失土的劳动力，必须用强力手段，把这部分劳动力挤出来！（这个手段是：土地所有权变更，对世代积累土地的合法性批判。）
东方这种情况在变革前存在阻力，但过了之后，则是具备一种本土特色优势。
欧洲是人这一层面彻底一刀两断，城区就是城市公民，农业区就是乡村人。
而在东方则保持着流动，仅在工作性质上分工。农业活动和工业活动分别在两个区域，人可以来往于这两个区域。人没有具体划分。
所以从历史任务上来看，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市民阶层对应的，不是东方的市井之徒。而是在农、工业两个工作区内往返的人。
在大数据中，火车站中来往的资料内，这个群体非常鲜明。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和组织度。
卫铿：“拉人搞事情，在抄历史答案的时候就要分析好，拉错了人，一腔热血喂了狗，一切白搭。”
这个认准了工作重点，就在那地方下功夫，反之？——
所以，卫铿对商业酒会，还有小民业之间的文化沙龙，一概不去“礼贤下士”。卫铿：“担不了使命的家伙，没必要让老子浪费感情。”
……
2204年开始，卫铿大量研究主位面二十一世纪下半叶东方的相关农业经济资料，进行实践，和大胆的运用。
在二十一世纪下半叶资料：农村和城市的户口彻底取消限制。加强了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交换效应。从工作性质来看，农业工作集中在农忙时间，可以和大部分工业生产错开。并不需要硬生生的把人进行分类。
从生活上来说，青年倾向于快节奏的城市，而中老年人则是乡村一些。
在乡村农闲阶段：恰好让不适应繁忙工作的退休老人，通过5g网络无人机查看田间，同时数据检查，遇到病虫害，亦或是灌溉系统出问题，雇佣当地公司上门处理。而在农忙时间，城市则是进行了专门的假日安排，让城市内年轻劳动力返乡生活了。
这背后涉及到了大量的社会调配工作：不仅仅是最高文件上对地域差异进行一笔勾销，更是在城和乡之间的住房，网络，医疗进行全面工作规划。
同时进行强力的立法保护：在农忙时期，不在豁免类中的民业在该时间段征工进行严惩，同时对该时期不合理的商业订单突然增加进行驳斥。（只有钢铁，机械制造，化工等第二产业技术，电力，医疗，交通等必要社会公共服务业可以豁免。）
当农业彻底机械化，并且有了各种信息化监管设备后，农业就不是一个体力活了，而是一个技术集成度非常高的产业。如果守着旧关系，都市中的工业会无法将市场拓展到广阔的乡土中，而青劳动力，面临都市和乡土二选一时，也会放弃乡土，缩在大都会小角落中内卷或躺平。
当青壮年在流动中切换任务，同时承担着工业和农业。这个群体不可用西式农、工两个阶群来命名。合二为一。实质上合为了最大类群的他们，是本时代最为排山倒海的力量。
卫铿：“东方的工业化，不能指望市井商徒。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农、工。在这个世界，要赢。就赢下一百年，两百年以上的胜利。”——这就是卫铿的总蓝图。
所以呢，为什么要让西部的生活模式开始发生改变？
在神州东部的掌金目前只看到他们的利益被破坏，揣测是“刁民”的用心不良。然而实际上，这是车轮在前进。只是神州现在那些尸位素餐的人，从未正视过他们眼中的刁民试图从泥土中刨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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