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门在盛世打着超然于世俗的幌子，拼命捞钱；到了乱世，则是以报应之说来恐吓人，便是地方乱兵都不敢动他们。此之以外，又用转世轮回之骗百姓钱财，有的佛徒因为被佛徒蛊惑，将劳动所得尽数捐献给所谓的佛，自己支落了一个饥寒交迫、家破人亡的下场，可是这个时候，却从来没有一个佛、一名和尚去挽救他们。”
萧颖将目光凝注在丈夫的脸上，语气幽幽的说道：“我们家在大隋王朝算是相当有钱、非常有钱有大户人家了，可是我们和历史悠久的白马寺、大兴善寺、净居寺等等寺庙比起来，顶多能有人家一半。”
“……”杨集听得目瞪口呆，他原以为家中之财已经步入大隋顶尖之列，可是一听萧颖这么说，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而自己这个亲王、女首富之子，竟然还不如一个门派的继承人，真是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但是杨集对于萧颖这番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的话，却是深信不疑。
比如说京城中的大兴善寺，始建于晋武帝泰始二年，大兴城兴建之时，此寺也趁机扩张，足足占了整个靖善坊；而稍微次一点的青龙寺、龙华尼寺、丙明寺、崇圣寺、崇济寺、大云经寺也是各占半坊之地，而且所在位置都是大兴城北部，光是土地的价值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这些寺庙的排场一个比一个大、装修一个比一个豪华，这些排名靠前的寺庙的正殿极尽奢华之能事，动用金玉珠宝之多、雕刻工艺之精湛，便是连大兴宫三大殿也远远不如。
佛教在汉朝的时候，由于传入时间不长、流传地区有限，所以佛教信徒比较少。后来由于大量佛经被翻译，使佛教传播越来越广。到了南北朝时期，众多寺院和石窟拔地而起，佛教俨然成为天下第一大教，发展了不少位高权重的忠实信徒，其中就有萧颖的祖宗梁皇帝萧衍。
萧衍晚年接连遭受打击，便开始迷信起了佛教，他不但在都城内兴建近千座寺庙，连本人也多次避位为僧，萧梁臣子为了从并不存在的“佛陀”手中赎回皇帝，便向代替“佛陀”在人间活动的“佛使”交纳了大量财富。正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萧衍之举也使佛教在南朝极为鼎盛。
北朝皇室贵族比起南朝，堪称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北魏王朝就时常兴建佛寺、雕刻佛窟，并且要求奢华程度必须超过南朝，以此表示自己比南朝更加信佛，希望“佛陀”更加偏向自己。
佛教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佛教思想迎合了乱世百姓想要消极避世的思维，而且南北两朝的历代皇帝既要盘剥百姓更多财富来供养军需，又怕百姓造反，十分需要工具来让惨遭盘剥的百姓逆来顺受，于是两朝皇帝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善于蛊惑民心、佛徒无数的佛教。
当然了，佛教能迅速壮大也与政策有关，因为僧众不用缴纳赋税，于是被重税高压盘剥的劳苦百姓纷纷避入沙门，而且在大隋王朝，僧人向来逍遥于法外，罪犯们一旦犯了大罪，只要躲进寺庙之内，就不会受到法律制裁，所谓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便是如此了。
佛门面对上门的执法官员之时，往往也十分霸道的坚称犯罪只要剃度出家，那就是佛门中人，世俗律法对他们无效。如此一来，便让这个时代的佛门成为地位崇高、超然物外的法外之地。他们手中掌握大量人口和土地却从来不用交税，而且每天都在接受天下信徒的供奉，吞食大量百姓的血汗钱。
因为供佛而变成了穷光蛋的信徒们，也纷纷化作社会动荡的因素，给朝廷的治安带来了巨大压力；佛门的疯狂扩张态势到了北周时期，变成了社会最不稳定因素之一，也终于惹恼本身也是佛教信徒的周武帝宇文邕，并且促使他在建德三年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