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闻舟比较擅长对付穷凶极恶的类型，一见夏晓楠，头都大了两圈，因此将主场交给了陶然。
“夏晓楠是吧？”陶然像个好说话的副科老师，非常慈眉善目地往她面前一坐，亮出了自己的工作证，“我叫陶然，在刑警队工作，想找你了解一些事。”
夏晓楠不抬头，好像没听见，全心全意地抠着自己的手指甲。
一个小时之后，陶然无可奈何地从审讯室里出来。
夏晓楠好似随身背着一个隐形的蜗牛壳，外面有风吹草动，她都要战战兢兢地缩回去，软语相劝，她不吭声，态度强硬一点，她就哭，哭起来能撕心裂肺，有一次甚至差点原地休克，陶然没办法，只好中途把扮演黑脸的骆闻舟轰到了监控室。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也算是软硬不吃了。
从头到尾，她只点过三次头。
第一次是陶然问“冯斌遇害的时候你在不在场”，第二次是骆闻舟被她躲躲闪闪的态度弄得不耐烦，冲她说了一句“你是不是事先勾结过通缉犯，要不然他怎么能在那么复杂的小路里正好截住你们”。
第三次，则是陶然问她“你知道是谁要害冯斌吗”。
这回夏晓楠给出了清晰的回答，她说：“是我。”
“是我”这两个字一出口，她就崩溃了，神经细如蛛丝，仿佛一台行将报废的破电脑，随便点开个蜘蛛纸牌都能崩，崩开就接不上，至于她为什么要害冯斌，从哪里认识了卢国盛，那通缉犯事发后又跑到了什么地方，就全然问不出来了。
被卷入恶性案件中的人，只要不是那种丧心病狂的大变态，往往会抵赖，就算抵赖不成，也会下意识地把自己描述成无可奈何的受害人——撇清关系与推卸责任乃是人之常情——他们鲜少会承认得这么痛快，连段动机都不肯编就一口认下来。
夏晓楠的爷爷等在楼道里，孙女被带到公安局，老人终于后知后觉地察觉了不对，他到处打听才拼凑出了一点来龙去脉，吓得肝胆俱裂，见陶然和骆闻舟走过来，他立刻像犯了错的学生，手足无措地站了起来。
陶然用胳膊肘一戳骆闻舟：“你去跟他说。”
骆闻舟闻言，掉头就跑：“李主任，哎呀李主任，我可找您半天了，昨天说的材料给我找着没有啊，急等着用呢！”
陶然：“……”
混蛋。
因为夏晓楠不肯配合，整个案子再次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