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作通常是刑警们的日常活动之一，不得不做，极其漫长无聊，痛苦程度大约和在路边发传单不相上下，他们得把一样的话跟无数人解释无数遍，能不能排查出蛛丝马迹，却还是都得拼运气。
因为人眼不是监控摄像，不可能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留存。
而这个城市太大了，所有人都在早出晚归的洪流中周而复始——邻里之间大多只是点头之交，公共交通工具上只有一大片低着的头，人们透过巴掌大的屏幕，可以能围观大洋彼岸的闹剧，窥探南北极上的奇闻，参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内所有大小热门事件的讨论，每时每秒都忙碌非凡，当然无暇记住一个衣着不合时宜的小小打工仔。
因为他实在太普通、太无趣了，并不值得一顾，也并不值得被短暂地存在谁的记忆里。
不论死生。
这一次，警方的运气用尽了，陶然他们头顶太阳，一直把太阳叽里咕噜地顶下了山，依然一无所获。
“副队，我们那边都说没见过。”
“陶副，我们走访的是西边那条路，把沿街店铺里的监控挨个调出来看的，你猜怎么着——没有。”
“有个老头说他可能见过，我问他往哪去了，结果他给我指了一处建筑工地。”
至此，何忠义下车以后去了哪，又在哪里遇害，线索又续不上了。
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少年人，来到偌大的燕城不到一年，在监控的默片中绕着城市中心走了大半圈，继而失去踪迹，死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
而人死了，尸体竟还不肯歇息，竟又离奇地乾坤大挪移，千里迢迢地回到花市西区――从哪来，回哪去，不影响繁华地段的市容建设。
陶然也无计可施，只好把一帮被烈日烤出油来的刑警们就地解散，简短地向骆闻舟汇报了失败的工作进度。
“我这边估计没什么进展了，”陶然说，“我看还是得重新回去做受害人分析……你这是在外面吗？”
骆闻舟好像正在什么人的车上，因为电话里传来车载收音机的路况播报，主播正在用“穷举法”描述“全市每一个地方不堵”的晚高峰。
骆闻舟含混地应了一声，顿了顿，把车载收音机关上了：“或者也可以想办法走张东来这条线。”
“张东来？”陶然说了一天的话，嗓子眼冒烟，脑子也有点发懵，直眉楞眼地问了一句，“他的嫌疑不是已经基本洗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