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弥远（1164年2月23日—1233年11月27日)明州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南宋奸臣、宰相，尚书右仆射史浩第三子。
淳熙十四年（1187年）进士。史弥远在韩侂胄（韩侂胄以恩荫入仕，淳熙末年以汝州防御使知閤门事。绍熙五年（1194年），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等人策划绍熙内禅，拥立宋宁宗赵扩即位，以“翼戴之功”，初封开府仪同三司，而后官至太师、平章军国事）死后的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升任右丞相，此后掌权宋宁宗朝17年，于绍定六年(1233)十月，安详死去。
接班继任宰相的是从三年前就作为参知政事辅佐史弥远的郑清之。首先摆在新政权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应对金朝与蒙古的战争。
蒙古军从第一代铁木真(成吉思汗)时代开始，就与金朝交战。在远征西方，消灭了哈喇契丹(西辽)和西夏、平定了中亚地区后，正式开始南下，侵攻金国。
端平元年(1234)，金朝皇帝自缢身亡，持续一百二十年的金王朝统治到此结束。
宋朝乘胜企图收回汴京、洛阳等河南之地，但是蒙古人却违反盟约条件，不愿意交还，两国遂进入战争状态。这时的形势跟靖康之变时完全一样。蒙古军分多路开始进攻，端平二年(1235)蒙古军突破当年金国的国境，直逼长江北岸，并顺江东进，破坏掠夺健康对岸的淮南一带。
端平三年(1236)，长江支流汉水方面的襄阳宋朝守备部队发生内讧，一部分人带上金银财宝投降蒙古，一部分人为了发泄掠夺市内。据史书记载，自岳家军以来作为这一地的战略要冲持续繁荣一百三十年的襄阳市，在这场骚乱过后，空如旷野，一无所有。后来孟珙夺回了襄阳，但是四十年后，这个城市再次成为血腥争夺战的舞台。
所谓端平更化，其实只不过是在如此形势下的一种宫廷改革而已。而且真德秀和魏了翁并没有掌握实权，端平三年(1236)接替郑清之成为宰相的乔行简，还是史弥远的心腹。而且为了在前线对抗蒙古军，他任命史弥远一族的史嵩之为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升为右丞相，淳祐元年(1241)二月乔行简死后，像当年史弥远那样成为单独宰相，长期独揽大权。
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宋王朝，企图在文化上宣传自己才是儒教的正统继承者这个意图，把朱熹定为从祀者，就是想极力宣传只有自己（南宋）才是孔子的嫡传，而不是金朝(也包括蒙古)。
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军还是持续不断地骚扰淮南。当时宋军还有击退蒙古军骚扰的能力，而蒙古军也还没有到下决心吞并宋朝的阶段，所以战况一进一退，处于胶着状态。淳祜十一年(1251)理宗皇帝问：“躲避战争的老百姓都回家了吗？”当时的左丞相谢方叔回答曰：“淮南的老百姓都回到原来的土地了，有困难的人政府也照顾着。”不过就是这一年蒙古军也还侵攻过淮南。第二年二月理宗还问，谢方叔回答说：“蒙古军在播种以前撤退了，所以损害不大。”
前线各地宋军与蒙古军进入对峙时状态。从宝祐二年（1254）即蒙古军在四川方面安营扎寨，开始屯兵垦田，所以不能像以前那样简单赶走了。而更危机更关键的却是襄阳攻防战。
襄阳自古就是汉水流域的战略要地。《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从荆州攻击魏的时候，就是在这儿吃了苦头，还没等到他攻下襄阳，就遇到吴军的突袭，结果可怜一代英雄丧命于此。蒙古军也接受汉人官僚的献策，把这里作为平定南宋的最大难关，在襄阳城下结集大军。咸淳三年(1267)，蒙古年号至元四年，为了迎击蒙古军，宋朝派去当襄阳府府尹的是一个叫做吕文焕的人物。此后，在他的指挥下，展开了长达六年的守城之战。
蒙古军痛感需要水军，遂建造五千艘战舰，组织七万士兵每日训练，雨天不能进行水中训练的时候，甚至在陆地上画船训练，但是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不过蒙古军也不撤退，与外界断绝联系的襄阳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实也不然，严密地说，汉水北岸的樊城起到了襄阳城进出口的作用。吕文焕用铁锁锁住汉水，使得蒙古水军不能通过汉水，然后建造浮桥，使得宋军可以轻松渡过对岸。宋军掌握了相当于制海权的制河权，从水陆两面抵抗了蒙古军的攻击。
咸淳八年(1272)，襄阳守城满五年，虽然没有援军，但是吕文焕还是顽强坚守。城内虽然还有粮食的储备，但是食盐、薪柴、布匹越来越少。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说，可见原来储备了相当数量的粮食。这说明端平三年(1236)的那场大失败后，宋朝对战略据点的复兴下了很大工夫，而且宋朝也还具备有复兴战略据点的能力。宋朝也曾从汉水下游的鄂州增派三千人的决死队增援，他们从河渠突破蒙古军的包围，进入襄阳城内。
久攻不下的蒙古军没辙，他们改变战略，决定先攻樊城。咸淳九年(1273)正月，樊城陷落。吕文焕急派使者到临安城请求增援，但是无人理会。
实际上当时在临安多次上演着贾似道向皇帝请求亲自率军上阵，但是每次都被他提前安排好的其他大臣苦苦挽留，所以之后作罢的闹剧。受到蒙古军郑重劝降的吕文焕，最后只好投降。由此，持续六年之久的襄阳攻防战终于结束。襄阳陷落的消息一传到临安，贾似道马上上奏度宗皇帝，埋怨道：“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