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七、一周年忌日、三周年忌日等，本来就是儒教经学，确切说是经书记载的远古的习俗。这些习俗后来随着佛教仪式的普及，也得到普及，或者说即使现实不是那样，欧阳修等儒教改革派却认为这些习俗已经成了佛教的仪式，另外遗体埋葬方法之一的火葬基本上就是佛教普及的。
儒者依据经学理念，认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把自己父母的遗体用火烧，这个行为本身作为一个孝子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了对抗这些歪门邪道，儒教开始编制他们自己认为正确的葬送仪礼指南书，进行普及。其代表作就是被看作朱熹编著的《家礼》。这是一篇说明各种冠婚葬祭仪式的短文。文章记载的仪式引用经书记载，并结合了当时的民间风俗。
朱熹名字有一定品牌效应，在南宋末期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对明清时代的礼制体系形成贡献极大。这些仪礼作为理念上应当尊奉的规范，成为一种社会常识，具备了强固的制约力。
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儒教新学，也曾经通过人性说探究人们的心性问题。但是因为新学是一个重心放在作为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教”上的学说体系，所以没有能够提出超过禅（佛教）的有魅力的学说。取代他们积极参与这个问题的是道学。道学把自己定位于一方面对抗儒教内部偏重政治的倾向（新学），另一方面取代佛教的心性学说（禅）。道学同时还关注着道教作为身体论推行的内丹道，并随之不断深入到南宋的士大夫阶层。
道学使孟子的性善说脱胎换骨，使之不是作为王者的教化的言说，而是作为个人自己修养的学说，置于人性说议论的中心，一般称之为心性论。这正是“哲学”性的，近代以来成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野。
北宋庆历年改革领袖范仲淹的“先忧后乐”精神，能够确切的表现宋代士大夫的理念。但是先忧后乐精神作为理念发挥作用，这个事实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士大夫，生存的使命就是正确教导民众，而只有完成这个使命后，才能想到自己的快乐。那么这个使命他们是如何完成的呢？
范仲淹有一个朋友，有时候也被看作他的门人，名叫张载。张载与程氏兄弟是亲戚，对程氏兄弟的道学形成贡献巨大。其实他也是被朱熹捧成道学创始者之一的人物，朱熹说张载曾说过这样的话：“为万世开太平。”
“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宋代士大夫们的心里一直有这么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可能避免不了美化的嫌疑）。
他们能这么对未来充满信心，与宋朝大好的经济形势分不开。告别迄今为止的黑暗时代，再现太古的黄金时代这种气概，不仅是程氏兄弟创始的道学，也是王安石父子的新学和苏氏兄弟的蜀学共有的精神。在此意义上摆脱大唐帝国桎梏的庆历年间(1041~1048)是划时代的时期。
新学有新学的，道学有道学的“复古”构想。最先出现的是新学的构想，后来道学参考新学的规划，有时赞同有时批判，从而创造出了自己的学说。
我们先看新学，即新法党政权的政治构想。
王安石改革的特征是滴水不漏的严密的制度设计。其基础是他对于《周礼》等儒家经典的独到的深刻理解。在以相传为周代的各种政治制度和财政机构为模范的基础上，他结合宋代的社会现实构筑的各种新法，是唐宋变革期最为华丽的改革。
无论新法还是宗教政策，都是王安石按自己理解的远古圣人的意图，重建曾经的黄金时代的具体政策，他所参照的最基本的经典是《周礼》。
儒教经书几乎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周礼》最为明显，那就是来历不明。至少在《史记》中完全没有记载，据传是一个地方王发现后进贡给皇皇帝的。前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宫廷图书馆时发现后，分类到礼书类中。当初称作《周官》，后汉末年郑玄作注，该书成为所有经书之首，《周礼》书名也随之被世间所接受。
《周礼》模仿宇宙的秩序，设天地春夏秋冬六个官署，各官署设六十官职，总共设置三百六十个官职。这个结构与当时的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使得人们感觉到这就是完全本来应有的形式。
汉朝官僚机构与《周礼》似像非像，但是到了魏以后，各个王朝都有意要模仿《周礼》，到了北周，终于完全实现了六官制。继承了这个体制的是唐朝的六部制。唐玄宗的《大唐六典》是这个理想最完整的形式。王安石引退后，神宗主导实行的元丰官制改革，就是想精简和整理唐末以来复杂重复的官僚机构，重新复活六典的职名和职责。《周礼》展示了壮大的官僚体系。利用这个体系，需要大量训练有素具有实务能力的优秀官僚。王安石要求科举选拔的人才就要具有这样的能力。
这就要从庆历改革谈起。
宋仁宗庆历年间(即公元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范仲淹为了培育优秀的官僚，觉得只靠科举考试不行，还得充实学校教育。这就是重建太学，新设州学。
太学就是设置在首都的国立大学，是汉代儒教国教化的象征。后汉末年成为抗议宦官专权的学生据点，受到所谓党锢之禁的镇压。随后的历代王朝都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设置太学，但是实际上是否起作用，完全看当政者的关心程度了。范仲淹给有名无实的太学带来新风，教育培养学生的先忧后乐精神。
这时他提拔重用的是一个叫胡瑗的人。胡瑗以前是苏州州学的老师，因教法新颖受到欢迎。他把给学生教的课程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经义斋，一个是治事斋。前者依据经书陶冶人格；后者教授实际工作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他把这两者用“体”和“用”区别。“体”是本体，就是学问的根本；而“用”则是实用，也就是学问的实际效用。他的教法的新颖之处就在于把儒教经学和政治实务相结合，或者说这也正是时代的要求。
这种场合的经学，与以往注疏学注重名物训诂相比，更重视人的主体性的涵养。这也就是人们经常强调的宋代儒教自由学风的前兆。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排斥名物训诂之学，在依据经书学习做人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正确解释经书文言的意思，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胡瑗没有采用禅宗那样的以心传心，或者依靠某个偶然的机遇，获得某种大彻大悟之类的做法。他认为一定要通过圣人遗留下来的文本，追溯体验圣人的教诲，以此来实现人格的陶冶。所以，解读经书，是他的新经学必须要做的工作之一。
他们的新儒教，并非他们自己原创的“哲学”，而是在经学范围内，从解释经学的行为过程中产生的。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