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自从年初春节后从国内回来，一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她依然是以前的作息状态，上午处理国内公司的事，下午多伦多散步走路，和来多伦多的上海朋友喝茶、吃饭。她在看似一如常态中，心里暗暗地，不松懈地关注着女儿。
伊丽莎白看不出什么变化，在学校老师问一句答一句，和同学、室友不多话，只说必需的。每个周末回家，和凯瑟琳的话也不多，吃饭时下来，没事就待在自己房间里，关着门。凯瑟琳的感觉是，贝丝是在用意志和理性，应对着学校、家里的一切，心里不情愿，但免得你们说。
“贝丝，星期天，请元俪和女儿来玩，好不好？就是上次一起喝早茶的。”周五晚上，凯瑟琳烧了白粥，配了几个小菜，和女儿一起在家里晚饭，想找个机会让女儿和人多一些接触，感觉上女儿不排斥元俪母女俩。她试探性的问问，看看女儿愿不愿意，不能勉强，搞僵了不好办。
“好。”伊萨贝拉回答。
“我让元俪给贝拉带上游泳衣，你们俩一起游个泳，我和她妈妈聊会儿天？”凯瑟琳其实早就想好了方案，既然没有合适的同龄人玩，和小一点的孩子能玩起来也行。
“好。”伊丽莎白还是一个字。
凯瑟琳心里还真是很高兴，说：“这样游完泳，你洗澡换衣服，傍晚可以返校。”
“好。”伊丽莎白说完，也吃完了，把碗起身放进水池，就上楼回房间了。
去年12月圣诞节到今年春节，凯瑟琳带女儿回国了两个月，处理一些国内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女儿的健康，她托了熟人介绍，找到了上海医科大学心理学的张明教授，也是大学附属医院的主任，一起吃了饭，又找了个会所，请主任和女儿单独见面，她就想知道，女儿是不是多伦多学校老师所认为的抑郁症。
事后，张教授和凯瑟琳夫妻俩重新约了时间，面谈了一次。
归纳起来基本就是，伊丽莎白情绪上，思维上，人际交往上，还有学业上的具体症状没有达到抑郁症的确诊要求，至少是国内不会这样诊断。虽然据你们介绍，她和以前不一样。
伊丽莎白没有明显的思觉失调症状，用通常的说法就是情绪上，并不是低落、伤感、自责，低价值感，或者敏感易怒，孤独无助，等等。思维上也正常，没有抑郁症典型的所谓我很失败，活不下去，不想活的念头，人际交往上现在喜欢一个人呆着，但并不是觉得孤独又拒绝别人，也不是害怕别人，或者是想寻求帮助，又不敢，或者干脆就是发火，暴躁。学习上嘛，从全7分（IB课程最高分7分），到现在的6分，甚至再低一点，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只是没有以前好了。女孩子进入青春期，性格等方面发生变化，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没有什么要紧，不要看的太重。帮助她过度这个时期，而不能要求她永远都要一样，一直既往地分数怎么样，其它方面怎么样，那是一种苛刻。这个阶段理解她，给她一点宽容度，说不定后面她还会回来。太严苛，她会逆反，一拍两散，自暴自弃，最坏的结果是走向病态的抑郁。不过，随时注意她的情况，多关注她。
凯瑟琳当时听了张教授的话，表面上面色不改，维持优雅端庄，心里简直是感恩涕零，谢天谢地。他就知道女儿没问题，太好了，松了一大口气。不过，事后还是悄悄和伊丽莎白爸爸统一了看法，先放下他们夫妻之间出现的问题，女儿的事优先，先顺其自然，观察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再看看换个环境。
“只要女儿好好的，就这一个宝贝女儿，只是要她开开心心。“伊丽莎白爸爸如是说。
“是的是的......”凯瑟琳口头敷衍，但是什么是开开心心？什么都不是，开心什么？哪来开心？她心里一下就升出对老公的鄙夷，当然，眼下是必须帮助贝丝过了这个阶段，其它的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