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之间，汉吕后九年春三月，也已在诸般琐事之中走入尾声。
作为汉室都城，长安算得上是整个中原，乃至于整个世界都罕见的繁华昌邑。
雄伟的长安城墙，高三丈五尺，底宽一丈五尺，顶宽九尺，周长更是将近六十五里①，占地面积将近十万亩（大亩）。
便是在这座长宽各十五里左右，且近一半城区被长安、未央两宫占据的都城之内，生活着八万余户人家，共计二十余万人。
当然，作为农耕政权，这二十万长安百姓自是不可能完全封闭式生活在长安城之中——长安百姓名下的田亩，都散布在长安城外。
正如此时，未央宫内的刘弘在张苍怒目圆睁之下，视死如归般灌下又一碗药汤，周勃和刘揭在曲逆侯府内跪坐于陈平塌边，朝中重臣则大都忙着跟匈奴使团扯皮的时节，长安百姓，已经开始拖家带口从各城门走出长安城，准备着即将到来的春耕。
汹涌的渭水虽然并未因凛冬而冻结，但水流量依旧还没达到灌溉农田的底部，所以现在，百姓的工作还普遍停留于翻土、除草，以及挖出田渠中累计的淤泥。
在人群中，不难发现一个个扎着总角小辫，身上衣袖袍尾都长出一大截，一绺鼻涕滴溜在口鼻间的稚童，懂事的提着石制乃至于木制的农具，跟在父亲身后。
至于成年女子，则是鲜有出现在出城下田的人群之中——此时天刚亮不久，各家各户中的女子都忙着埋火造饭，赶在正午之前将热乎的饭食送到田埂，让丈夫和儿子们吃一顿饱饭，好完成下午的工作。
这种情况下，一个手提木耒，肩抗竹篮，身后还背着干粮袋的男子，就显得极为突出。
——没有妻子做饭，女儿又不便出门，何广粟只能将朝食提前带上，免得饿肚子。
说来，汉室对女子的礼教束缚还没有那么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没有限制。
与后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才能称之为大家闺秀所不同，女子在汉初的社会地位，几乎不亚于新时代——在汉室，女子是可以做户主的！
与礼教昌盛的宋明亦有所不同的是，汉室百姓非但可以有‘父休妻’的情况，女子同样可以一纸修书，将丈夫踹了，并毫不受歧视的组建新的家庭。
再嫁的女子在汉室也不会受到歧视，反倒会比初婚的女子更受欢迎——尤其是带着孩子的！
这，就与时代背景有关了：相较于初次婚配，未曾‘证明’过自己生育能力的少女，无疑是有过‘成功经验’的二婚妇女，更能承担起此时大于天的‘血脉传承’这个艰巨的任务。
而汉人又尤其终是血脉的传承，极其敬畏祖先，且深信人死之后会在阴间继续生活。
汉人最恐惧的从来不是死亡，汉律中最严重的惩罚也根本不是死刑！
汉人恐惧的，是死后以发覆面，无颜面对列祖列宗，没有后嗣献上祭祀血食，在阴曹成为孤魂野鬼。
而死刑在汉律中也并不算太严重——汉室的死刑，是可以光明正大到官府花钱赎罪，甚至以爵免罪、抵罪的。
此时的极刑，是腰斩！
或许对后世人而言，无论是被勒死，被砍头，亦或是被拦腰劈断，都是一个性质：死。
但在汉室的普世价值观中，‘全身而死’和‘被劈成两半’，差别比死和不死之间还要大！
此时的百姓普遍认为，人死后魂魄落入阴曹，且会保留死时的状态，乃至于表情。
所以上吊死、投河死等‘全身而死’的死亡方式，都是百姓可以勉强接受的。
到了贵族阶级，更是延伸出了逼格高高的‘吞金而死’。
而腰斩，便是汉人最恐惧的一种刑罚——在此时的汉人看来，被拦腰截成两段，就必然会魂飞魄散，从此消失在天地之间！
也正是这个固有观念，在汉室逐渐发展出非常愚昧的‘厚葬之风’：认为人死后依旧会存在的汉人，奉行‘誓死如奉生’的丧葬习俗，以求故去的亲人能在冥冥中的时节过的更好。
何广粟便是厚葬习俗下深受‘迫害’的典型之一——妻子的意外亡故，在让何广粟失去伴侣，整个家庭失去内部工作者的同时，将何广粟家中本还算乐观的经济状况一朝破坏。
如果妻子还在，何广粟便不用将家中田亩的七成尽数卖出；坐拥百亩田地，再稍稍省吃俭用，何广粟绝对有机会在有生之年积攒下小几万钱，给儿子留下殷富的家底，并让女儿体面的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