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臣子,敢指责‘皇帝有错’——如果真的有哪里不对,那就是朝臣有错、天下有错,乃至于这个世界错了!
作为刘邦的子孙后代,西汉皇帝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脸皮,也从来都不会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举动:西汉皇帝信奉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不严谨的说:盛唐时的百国来仪,在西汉几乎必然不会出现!
因为西汉的皇帝,从来都不会以单纯的仁义礼信作为外交准则——每一个西汉皇帝,几乎都是‘不服,就打到你服’的暴脾气。
后世的皇帝,要想做到对天下的绝对统治,对政权的绝对掌控,那要做到许多事,如内王外霸,礼贤下士,道德伟岸等等等等。
但在西汉,皇帝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宰,其实非常简单——天子玉玺,调兵虎符,丞相印,三者足矣!
玉玺在手,赏罚皆出于皇帝之口;兵符在手,讨伐皆出于皇帝之念;丞相印在,则法令畅通无阻。
这,也是历史上的武帝爷架空丞相,以及杀母存子的原因——皇帝在理论上,只具备对天子玉玺的掌控权,而调兵虎符,则是太后掌其一、太尉掌其一。
为了堵住朝堂比比歪歪的老家伙们的嘴,武帝爷选择了最直接的一条道路:熬死太后掌握兵权,架空丞相得到丞相印,从而达成政治程序上的言出法随。
相较于武帝一朝,儒家逐渐势大,学术氛围普遍以‘为皇帝做个围笼’为主要目标的黑暗时代所不同,刘弘所处的现在,可谓是西汉皇帝最自由,能呼吸到的空气最清新的一段时光。
所以,周勃所言最大的漏洞,恰恰是后世皇帝咬牙切齿,却始终不敢拍桌子的那句:与民争利。
殿内陷入漫长的寂静之中,无论是左侧的朝臣公卿,亦或是右侧的军方将领、彻侯勋臣,亦或是殿中央怒目圆睁,却一言不发的周勃,乃至于目光阴狠间瞥向张苍的陈平,都不敢再开口发出一言。
盖因为刘弘之语,属于西汉初绝对的政治正确: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作为低层出身的刘邦所立之政权,汉初政治意识形态中最基本的一条准则,便是‘避免第二个沛公起于草莽’。
而历史上的刘氏皇帝,最为人挑不出错的一点,便是西汉自始至终,都没有想过以秦之高压政策,作为‘压制草莽英雄’的手段。
此时的舆论之中,对于秦的灭亡,最受认同的观念,便是‘秦以暴待民,则民反之’。
所以,汉室对于底层百姓,尤其是对国家纳税服役的自耕农阶级,可谓是百般回护。
历史上,从刘邦广授民田爵起,历代刘汉皇帝,便交替呈现出那副令后世统治者相形见绌的画面——皇家园林上林苑,成为了汉室收容破产农民的调节阀;皇帝小金库少府,成为了国家战略武备的资本保障。
即便是历史上穷奢极欲,横征暴敛,为凑军费无所不用其极的武帝刘彻,亦有策马踩坏农民伯伯的庄稼,因此被骂的架尾逃去的经历。
在这样一个说皇帝有错,都属于指责者‘不忠’范畴的时代,将底层百姓开除出‘民’的行列,更是无异于政治自杀。
这一切,光从被刘弘当面呵斥,却丝毫不敢出言反驳的朝臣百官之面色,就足见端倪。
“太尉既不知,还请丞相为之解惑:吾汉室之立,所倚凭者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