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严明纪律。要传播一些倭国一点都不想听到的东西。等到和谈签条约的时候，却把这些我们根本不在意的东西，加在条约里面，这便是无中生有。我们坐地起价，他就地还钱，便可多得一些还价的利。”
“日后也必能使倭国更加锁国，除了我们要的开关之外，其余地方必然更加封闭，严禁出海，更严禁求学于国外。”
其实大顺也是一个吊样，也怕底层组织起来造反，但毕竟这种王侯将相的确有种的时代，天朝早就过去了。
绝对世袭的那一套从商鞅时代就被逐渐打破了，如今更是可以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怎么样，大顺的士农工商和日本的士农工商不是一回事。
大顺有科举这个阶级流动的利器，考上科举就是士；而日本，士这东西终究还是世袭的。
所以有些话，完全可以在日本大肆宣传，而不用担心被朝中知道后觉得这是大逆不道之言。
这些话讲好了，也能抵得上数万雄兵。
原本只是大名和幕府之间的勾心斗角，各怀心思；现在还要挑唆一下阶级矛盾，使得各个大名还要考虑底层在大顺登陆之后“一揆”的可能性。
将来谈判的时候，这件事可能也会是幕府第一个要求去除的条件，比如不得传播类似思想、不得接纳倭国自发去往大顺求学的人。
既然要除去这个条件，那就得从别处补，这就得加钱。
大顺再怎么封建王朝，唯才是举、科举取士、轻徭薄赋、出役给钱、四民一体这些东西，依旧是此时的政治正确。可放在日本，哪一句都会引发轩然大波。
底层缺组织，也缺指导思想，组织需要时间，而指导思想这东西可以短时间内灌输一些，底层百姓听不听得懂没关系，反正也是说给高阶武士、大名和幕府听的。
选在土佐，也因为土佐在关原之战后换了藩主，新藩主家的武士和旧藩主遗留的武士之间也有巨大的矛盾，在这里造成的影响会更大。
手里除了水手，也就五百人的陆战队，就算高知城前几年失过火、又恰逢饥荒刚过去，攻高知城也不现实。
可自己就偏偏要靠这五百陆战队，叫土佐藩将来一个兵都不敢出。
至于抢钱……明抢是最低级的手段，刘钰不屑于用。
将自己的计划和众人说完，确保可以明确知晓以便贯彻实施后，几个会日语的通译就开始在那背诵刘钰写的蛊惑人心、煽动情绪的小册子。
很快，前面的军舰捕获了一艘日本的商船。
自从锁国令颁布之后，曾经可以造盖伦船、横渡过太平洋去墨西哥招采矿工程师的日本，已经没有一艘可以出海远航的船了。
这商船小的可怜，也就走走近海，证明这里已经距离海岸不远了。
船主被转移到了刘钰的座舰上，看得出这个可怜的船主已经被吓坏了，这里又不是长崎，这里的船主既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船，也没见过外国的人。
上了船之后，就跪在地上不敢说话。
刘钰知道商人最喜欢什么，也想试探一下锁国令对这里的商人有多大的影响，笑吟吟地摸出几枚在墨西哥铸造的西班牙银元——这玩意多的在福建和广东一抓一大把，比银锞子还常见。
跪在地上的商人看到闪闪发光的银元，原本的恐惧一扫而空，知道但凡笑眯眯给钱的，一定不是坏人，更不可能杀了他。
朝着刘钰磕了几个头，接过刘钰递过去的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