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一开始放官帽的工具，是球形的，并非这种直筒形状。就是直筒形状的，也会在上方做个冠。
直到乾隆晚期，才出现了直筒形状，而且多是四周有镂空，便于给官帽散气，或者在帽筒里放上个小香炉，香薰一下官帽。
道光以后，简化了制造工艺，镂空的就少见了，多是这种直筒。
从纹饰上看，这应该属于康熙年的东西。如果这是真的，这个帽筒可就真值钱了，那时候很少有直筒啊。
但高崎宁愿相信反常必有妖。哪有那么多稀有的物件遗留在民间啊？他就把帽筒翻过来，但见底足有个红色款识，写着“官窑内造”四个仿宋字。
高崎就明白了，这应该是光绪以后的东西。
光绪以后的清朝，内忧外患，捉襟见肘，用于官窑的投资日渐减少。官窑支撑不了皇家庞大的制造开销，开始偷偷制作一些皇家使用的瓷器，拿到市场上销售。为卖个好价钱，往往在底足上印上“官窑内造”的铭章，以示与民窑的区别。
在纹饰上，官窑内造与真正供给皇室的东西，也有区别。比如用这康熙朝常用于其他瓷器上的纹饰，用于帽筒上，这是故意为之。虽是官窑的东西，但皇家绝对不会这么用。
但高崎见真东西见多了，总是隐隐觉得这东西纹饰上哪里有些不对，好像还达不到官窑的水准。
越是晚清的东西，绘画师经过几代传承，运用色釉料的技巧越高。特别在青花的描绘上，浓淡的运用，几乎就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
而眼前这件帽筒上的青花，虽然也有浓淡的变化，但绝对达不到大师级的水准，说是康熙年间的水准，倒还差不多。但这个器型和底足的款识，分明就是晚清的东西。
这就有点奇怪了。
他思索半天，回想着赵老板交给他的，识别款识和各种造价的手段，就去自己茶室里，把赵老板留在这里的放大镜拿出来，放大了款识仔细看。
果然，在这款识的四周，胎色和底足上其他的地方不太一样，好像有个若有若无的小圈。
高崎把放大镜放下，对穆启胜说：“这个帽筒，是晚清或者民国年间的仿品，属于高仿，有一定收藏价值。”
帮人家鉴定瓷器，只说瓷器的出处和优劣，在主家不谈价格的时候，绝口不提价格，这也是行里的规矩。而且，即便主家说了价格，自己也不能置评，能给对方说个参考价格，就算是不错了。
这些规矩，高崎也是跟着赵老板学的。
听高崎这么说，穆启胜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不对呀，我买的时候，人家告诉我了，这是光绪官窑的东西，只不过不是供皇家的，是官窑出了偷偷卖到民间去的。虽说不比官窑的贵，可也跟官窑差不多，卖一半价格是没问题的。”
“这不是官窑内造，”高崎纠正他说，“是高仿。底足后面的款识，是现代工艺，后来烧制上去的。也就是说，你这件东西，本来就是晚清或民国早期的高仿，原来没有底足的款识。有人为了卖个高价，才又烧上那个款识，冒充官窑内造。整个帽筒，等于是仿了又仿，仿造了两次吧？”
“清代还有仿品啊？”穆启胜一脸懵逼。
高崎就笑了说：“仿品不分年代，唐宋元明清，历代都有。”
“可我买的时候，有鉴定证书啊，你看。”他又从帽筒里，倒出个封塑的小卡片来说，“这上面写着，中国古瓷器鉴定协会，还有印章呢！”
高崎就有些无奈了。你跟这种外行，是永远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