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说归说，闹归闹，现在朝堂上的这些人倒还不至于拿着大宋的国运开玩笑——
自古以来，劝课农桑就是皇帝需要操心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收买人心的事情。
同理，开恩科既是为了收买人心，同时也是为了让皇帝提拔一批自己的心腹，同样也是一件好事儿。
关键是，赵桓不是原本的赵桓，更不是宋仁宗和宋神宗这样儿的好脾气，浪惯了的赵桓根本就没有什么耐心可言，砸谁家的场子不是砸？
最关键的是，大宋朝本身的毛病一大堆，现在根本就不是什么劝课农桑的好时机——
先不提完颜宗瀚和完颜宗望会不会立即南下，就算他们不会，赵桓想要劝课农桑也不是一件易事，因为大宋朝本身就没有一个完善的田制！没有！田制！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无论是哪个朝代，如果不是一直对外扩张，那这整个天下的田地都是有数的，而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慢慢超过人口消亡速度，而随着国力上升，土地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兼并的道路，这也就意味着数量固定的田地分配一块就少一块，到最后就会面临着无田可分的情况，继而迎来王朝的崩溃。
所以，该怎么分配田地，抑制兼并，如何在保证赋税的同时又能保证让百姓依靠田地活下去，就成了历朝历代最为头疼的问题。
可是大宋呢？
大宋基本上不管这个。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农田》：“上书者言赋役末均，田制不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毋过三十顷……又听数外置墓田五顷。而任事者终以限田不便，未几即废。”
简单点儿来说，就是宋仁宗当时想要搞一搞田制，但是负责这件事情的大小官老爷们都觉得这么搞大麻烦了，再加上搞田制这种事儿属于“非儒臣待遇”，所以这事儿就黄了。
然后大宋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反正没有地种的百姓就自己想办法，要么去佃租士绅的田地，要么放弃种地，成为小手工业者，或者进城打工。
玩得似乎很先进，然而在当时的总体环境下，这种玩法基本上属于脑残——
所谓的扑买制，基本上也就是包税制，理论上来说确实解决了赋税的问题，但是这种让士绅轮流坐庄包税的玩法也只能保证朝廷能收得上来赋税，却没办法保证让百姓也能活下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活不下去就造反，对于大宋的百姓来说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造反，就有可能活不下去，造反了，倒有可能受招安做官，这种几乎只有一个选项的的送分单选题，任何人用脚后跟去做，都很难做错。
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宋一朝三百年，三百年里平均一年两起造反，除了方腊之外，剩下的几乎都是杀官造反受招安的结局。
所以赵桓一直就想不明白，大宋的百姓到底是怎么想的？大宋的这些官老爷们，乃至于大宋的皇帝们又都是怎么想的？
看看历朝历代，除了大宋之外，剩下的朝代里面，只要是百姓造反，基本上就是江山动荡的结局，只有大宋，无论是是皇帝还是官员，包括百姓在内，都在按照杀官-造反-招安-做官-秋后算账的流程办事。
在这种情况下，让赵桓劝课什么农桑？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士绅用得着赵桓去劝？连地都没有的百姓用得着赵桓去劝？
想想都扯的赵桓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