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肯定不是一个为理念而战斗的人，他可能有理念，也是变法派，但他并不会为了这种理念而战斗，他是为了自己的权势而战斗的人。王安石倒台后，他非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赢得了司马光的肯定。因为他开始按照司马光的方式当官，而且当的很好。让司马光评价说，如果人人都像蔡京，何愁天下有困境。
蔡京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坚定的立场，但非常有能力的人。但他毕竟是一个王安石党的人，他太臭了，导致王安石死后也无法翻身。
如今朝堂上的人，谁也不敢说王安石的法好，哪怕他们其实也在用，也在用那些茶法、盐法、市舶法来敛财，但不能说出来。
吕颐浩和晏孝广的话却是可以大说特说的，因为江北的老百姓不喜欢用钱引，不是他们不想推行。
而且他们也坚定反对说江北的票据是藩引，这不是藩引，这就是淮引，两淮自己印制的引票。不是藩镇私印的，晏湲还拿出了扬州印刷盐票、粮票账簿，声称这是扬州官府印的，跟藩镇没有任何关系。每年印制的数量各自只有一百万斛（石），三年一换，市面上流通的淮引，一斛粮食不会超过两贯钱，一石淮盐，也不会超过两贯钱，这些淮引总价值不会超过四百万贯。正是因为印的少，所以才更值钱，老百姓才乐于使用。
吵到最后，双方完全成了乱扯。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赵鼎言官坚持推行钱引，利国而不害民，他们也只能这么说，明明心里都知道，钱引是搜刮民财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说。吕颐浩一方，也不能说钱引是害民，因为这样吵就没意义了，江南的钱引还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为国为民一事上辩不下去之后，言官们开始转向技术层面。赵鼎派说钱引是善政，可以帮朝廷得到财源；吕颐浩派说淮引更好，既让老百姓喜欢用，还比钱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财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开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军费，就不会有人遏籴了。不仅不会遏籴，有的是商人千里迢迢往开封送粮换淮引。至于吕颐浩的财政困境，则可以用借债来缓解，晏湲认为可以借到一百万斛（石）淮引不成问题，比朝廷给吕颐浩的三千万缗钱引更有价值，还不会让老百姓拒绝。
双方围绕着钱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条逐条的辩论。
其实两种票据的差别不大，淮引无非是跟粮食和食盐挂钩，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会去官仓兑换粮食和食盐的老百姓而言，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稳定的货币罢了。钱引以信用为保证，强制老百姓使用，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只要能维系好信用，是能够通行的。否则两宋的金融体系早就崩溃了，但他不但没有崩溃，还比其他国家发展的都好。但这只是相对的，并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国家更烂而已。
钱引的滥觞，早在蔡京执政时期，就出现了大问题。蔡京第一次执政，面对的也是匮乏的财政问题，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债，被商人堵门都是小事，中枢、地方普遍无钱可用才是大问题。
蔡京一开始也采用滥发钱引的做法，结果搞的钱引破产，民怨沸腾，蔡京也因此下台；第二次执政后，蔡京就知道钱引不能那么玩，开始谨慎起来。将钱引的发行量限制到125万贯，流通区域限制于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到了宣和年间，才遏制了钱引的贬值现象。可惜靖康之乱，将这种好势头终结了。
蔡京都玩不转的钱引，南宋这些文官其实也玩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半壁江山要开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滥发怎么办？
李慢侯印藩引当然让朝廷顾忌，但当时不是李慢侯一个人在弄，张俊弄的更早。朝廷给不出军费，张俊当时驻扎在婺州，想出了一个办法，印了一种叫见钱关子的凭据。张俊在婺州募集军饷，商人缴纳现钱，换取等值的见钱关子。商人们可以在临安的榷货务换取现钱或茶引、盐引。